自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来，在南北朝鲜之间便存在一个非军事区，即所谓的“亚洲柏林墙”。以这堵“墙”及其隐含的复杂背景为核心，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危险的紧张局势中，乃至时常出现危机。即便冷战结束，该情形依然未变(之前发生的“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2013年年初因朝鲜第三次核试验而引发的朝核危机尤为引人注目)。对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实际上也是朝鲜战争结束至冷战结束之间半岛上的最大规模的危机)的研究，乃期望为消除半岛的冷战遗产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有为数不多的讨论。鉴于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比较多，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复杂且相当紧张，有学者概略性地研究了该时期的美朝关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安静战”(Quiet War)的研究。尼古拉斯·萨兰特克斯(Nicholas Sarantakes)在《安静战：沿朝鲜非军事区的战斗行为，1966-1969年》①一文中指出，美国和韩国军队在1960年代后半期对北朝鲜发动了“安静战”，双方士兵在非军事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以至于最终引发较为严重的危机。有几次，朝鲜半岛都滑向战争的边缘。由于深深卷入越南战争，美国无暇他顾，不能对北朝鲜的激烈行为采取强硬的政策，于是尽量避免与北朝鲜打第二次朝鲜战争，同时为了避免北朝鲜人利用“安静战”离间美韩关系，美国竭力阻止韩国政府从越南撤回军队。
    另一位美国军方学者范登·杰勒内特(Vandon Jenerette)撰文《被遗忘的非军事区》②，和萨兰特克斯的看法不同，认为北朝鲜人在非军事区引发了一系列的战斗。北朝鲜人攻击的意图在于给美国制造在越南之外的“第二个战线”，把美国的军事资源由越南吸引到朝鲜半岛，从而支援越南人抵抗美国的侵略。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对付北朝鲜的攻击呢?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一致，认为美国无法在打越南战争的同时再打另一场朝鲜战争，而只有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与对策。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并未采用“安静战”这一概念，而是简洁地概述了该时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由来及发展。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③指出，在1960年代初，美国不断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部署，尤其在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署后，对朝鲜的军事挑衅活动明显增加，1968-1969年美朝间一再发生严重危机。不过，国内学者的研究很少使用档案资料。
    此外，美国学者对1960年代后半期朝鲜半岛危机的研究还体现在对具体事件的考察上，尤其是对朝鲜人民军捕获美国间谍船所引发的“普韦布洛”危机的深入探讨。米切尔·勒纳(Mitchell Lerner)在其专著《普韦布洛事件：间谍船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④中提出，美国的文职及军方领导人均错误地认为，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政府，若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发出的指示，将不会去攻击一艘美国海军的间谍船。简言之，约翰逊政府过于简单地看待北朝鲜在冷战中的行为。那么，若果真如勒纳所言，美国政府认识到朝鲜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而在对外政策上独自采取行动，则华盛顿决策者该实行什么样的对朝政策才能避免失败的结局呢?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亦未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建议。在国内学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梁志博士，在约翰逊政府文件解密后，立即着手研究了“普韦布洛”危机，主要是梳理了该危机的发生、发展及解决的过程。⑤与此同时，笔者考察了另一场由朝鲜空军击落美国大型侦察机“EC-121”号所引发的重大危机，揭示出美国因另一场局部战争越战的掣肘而无法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危机的战略局限性，以及危机对印度支那战场的影响。⑥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皆没有深入研究美国与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的内在关系，亦没有深入分析朝鲜方面在危机中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本课题的研究将建立在以前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探讨其研究薄弱的问题，希冀为后冷战时代朝鲜半岛危机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一 朝鲜半岛危机的缘起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逐渐趋于平静。1950年代末，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为契机，朝鲜政府曾发表关于和平统一全朝鲜的大量倡议。尤其是，随着1960年李承晚独裁政权被推翻，平壤方面看到借韩国局势变化之机实现和平统一的希望，其和平统一倡议的重点由原先的强调美军撤出南朝鲜转向主张南北方以经济和文化交流为基础，举行直接会谈。另外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还号召成立一个经济联合委员会，监督不断增加的商贸和文化交流。1960年8月14日，在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大会上，金日成发出倡议，在朝鲜半岛统一之前，采取一种“过渡性的措施，实行南北朝鲜的联邦制”，即“暂时保存南北朝鲜的现有政治制度，保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的独立活动，组成有两个政府的代表参加的最高民族委员会，主要地来统一调整南北朝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商讨对全民族有利的经济、文化问题，保证南北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当然，考虑到南朝鲜方面也许不会接受这项提议，金日成还建议，“成立一个由南北朝鲜的实业界代表组成的纯粹的经济委员会，来组织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建设中的互助合作……在进行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的同时，还要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保证人民的自由往来。”⑦
    朝鲜政府发起的和平统一运动，无疑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与朝鲜进行接触(哪怕是通过第三方的间接接触)、缓和美朝关系的良好契机。虽然从全球冷战对抗的角度考虑，华盛顿当局认为改善美朝关系有较大难度，但是，标榜对共产党国家事务具有灵活精神的肯尼迪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某种大胆尝试，利用难得的缓和形势，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改善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半岛局势迈向长期的和平稳定。毕竟，无论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等各方面看，美朝关系实际上都处于一种“非对称”的状态。恰恰是在具备此种特征的关系中，美国的主动行为正是局势取得突破的关键，最起码它可以公开表明某种缓和的态度，更何况朝鲜人已经抛出了橄榄枝。而令人遗憾的是，肯尼迪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利用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机，力图强化南朝鲜与北方对抗的实力，并巩固美韩同盟，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而非通过改善与朝鲜方面的关系以便实质性地解决朝鲜战争遗留的问题。华盛顿决策层主要期望通过解决韩国内部不稳定的问题，增强韩国各方面实力，以便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朝鲜的和平攻势，消除北朝鲜因经济发展而具有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