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与韩国对危机的反应
    在朝鲜方面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之后，美国、韩国方面，尤其是前者做出何种反应呢?
    面对朝鲜半岛出现的紧急形势，深陷越南战场而不能自拔的美国不得不做出应急反应。1967年，为了给予美军驻韩指挥官更多的使用大炮的权力，美国军方放宽了对非军事区交战的管制水平。很快，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朝鲜半岛的军事等级列为敌对的交火区，且规定在韩国服役的美国军人有资格获得战斗奖章和勋章，尽管获得的条件比在越南服役的军人严格得多。(45)另外，由于大批军队驻扎在越南，所以美国无法向朝鲜派出过多的军队，而仅仅把驻扎于冲绳的几个陆军特种部队小分队派遣到南朝鲜的山区，并且在1967年夏季与朝鲜人作战。不过，美国方面一直在控制与朝鲜军队交火的规模，小心翼翼地避免非军事区的冲突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毕竟，美国的大量资源正投入到越南战场，已经不能在亚洲再卷入另一场类似于越南战争那样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民众已到处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战抗议。特别是，越南战场上美国士兵的伤亡情况在无情地抽打着国内民众脆弱的神经。在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美国驻扎在越南的军队正经历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伤亡率。(46)
    对于美国而言，在朝鲜半岛形势最紧张之时正处于约翰逊政府时期。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执政时那样，约翰逊政府仍然遵循美国对北朝鲜的一贯看法，从全球冷战对抗的视角出发，认为北朝鲜的行为不是简单孤立的，也不是它独立自主政策的结果，而是共产党集团更大阴谋的一部分，因为北朝鲜乃是苏联的一个马前卒。这种观念在1968年的“普韦布洛”事件中表现得最明显。当事件发生后，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坚持认为，北朝鲜捕获美国的“普韦布洛”号船，与苏联在太平洋采取的其他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同时建议，美国应该命令南朝鲜人采取相对应的行动，也去抓捕一艘苏联船只。(47)尽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拒绝了该建议，但是他对该事件的判断和罗斯托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这个事件是社会主义集团提前预谋好的，苏联人事先知道这一点。(48)此外，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也告诉总统，“这次看起来似乎是北朝鲜人和苏联人共同谋划的产物，是转移我们在越南注意力的一种尝试。因为苏联人正对北朝鲜人施加压力，要求其减轻越南(共产党)的一些压力”。(49)总统约翰逊亦持类似看法。他从冷战的角度出发，把朝鲜半岛发生的事件与越南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危机发生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出，“(朝鲜人的)这些袭击很可能是共产党人所做的试探，其目的是要转移南朝鲜和美国军事资源投放的方向，而现在这些资源正联合起来在越南成功地抵抗侵略”。(50)他还认为“普韦布洛”事件与共产党集团在全球的总体谋划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如果柏林的事件与越南及朝鲜的事件同步发生，他也不会感到吃惊。(51)……正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集团的圈套，约翰逊总统只是象征性地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例如，征召美国空军和海军后备役军人入伍，同时命令“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韩国海岸外随时待命，但是，他也宣布其政府将迅速寻找一个能够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他寻求通过外交渠道，主要是接近苏联政府，要求平壤方面释放被俘的船员。(52)后来在苏联领导人的建议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68年2月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谈判。因“普韦布洛”事件引发的危机，最终在约翰逊政府决定不对朝鲜采取任何直接的军事打击之后逐渐平息了。
    然而，华盛顿当局采取的较温和的举措却令韩国政府非常恼火。早在“青瓦台事件”之前，朴正熙等韩国领导人就主张对朝鲜方面实施强硬政策。在他看来，如果美韩联军保持防守姿态，那么北朝鲜人还会继续发动攻击。他坚持认为，“无论何时北朝鲜人违反停战协定，(美韩联军)就一定要通过军事报复使其付出代价”。不过，驻韩美军司令查尔斯·博内斯蒂尔(Charles Bonesteel)却警告韩国领导人，他接到的命令就是保卫南朝鲜，并且执行停战协定；“联合国军”给予韩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合法地位，而北朝鲜却不享有这一点，“联合国军”若单方面采取行动，那么只能使自己蒙羞。(53)显然，在深陷越南战场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在朝鲜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当然明确反对韩国采取针锋相对的过激行动。然而，根据一位韩国学者的研究，南朝鲜军方曾不顾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对而积极地向北朝鲜发动十分冒险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导致半岛危机不断加深。(54)在此过程中，韩国方面常常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需要抵御来自北方的攻击为借口，向美国不停地索要各种军事援助。而约翰逊政府由于迫切需要韩国向越南派遣军队，所以一再满足对方的军援要求。在1966年3月4日出台的美韩协议(《布朗备忘录》)中，美国决定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还有经济援助)，其中尤其强调“在接下来的几年，为使韩国军队现代化而提供大量的装备；为增加韩国的弹药生产，提供设备以扩大韩国的兵工厂数量。”(55)和以前的对韩国的军事援助相比，1960年代中后期从1965年开始，特别是自1966年以来，美国每年的军事援助高达2亿美元以上，1968年和1969年其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项目》(MAP)更是分别高达3.57亿美元和4.25亿美元。(56)来自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使韩国军队的实力迅速增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韩国领导人在半岛危机中对北方采取强硬举措。据美国方面统计，韩国部队在1967年10月26日和12月底之间，执行了11项先发制人的对朝鲜军队的袭击。(57)于是朝鲜半岛危机持续升级，直至1968年和1969年出现危机高潮。美国的行为在客观上对危机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朝鲜对美国间谍船和侦察机采取的激烈行动，无疑也和美国强化韩国军力的行为所产生的强烈刺激因素有关。尽管华盛顿决策层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危机升级，但这是它在维系美韩同盟时在朝鲜半岛上不得不面临的政策困境。
    当“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危机发生后，韩国更欲挟制美国制造更大的危机。朴正熙在“普韦布洛”号船只出事后次日，紧急召见美驻汉城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Porter)，强烈要求美韩联军采取行动，对北朝鲜沿东海岸的海空军基地实施联合军事打击。他警告说，“我们的忍耐力和自我克制力是有限度的”。韩国外交部长也带着情绪说，“‘普韦布洛’事件的结束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危机”。(58)此后，韩国领导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们甚至告诉美国人，韩国军方正在准备采取报复性的措施。1968年1月26日，朴正熙在接见波特大使时说，虽然韩国人不想看到另一场战争发生，但是面对北方的持续突袭时他们不能再保持现有状态，消极被动地防守。报复性的军事进攻也许会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因此美国和韩国军队应当开始为即将来临的冲突做好准备。(59)
    在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的同时，围绕着出兵越南一事，南朝鲜与美国的关系亦变得十分紧张。韩国领导人提出，除非美国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北朝鲜的渗透和颠覆，否则他们将考虑从越南撤出韩国部队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从越南撤走任何一支韩国军队都将转化成北朝鲜人的胜利。助理国务卿塞缪尔·博格(Samuel Berger)在致波特大使的信件中指出，虽然北朝鲜人的袭击的确令人厌恶，然而它们对南朝鲜的稳定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大多数袭击者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华盛顿的主要担忧仍然在越南。(60)他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美国人已经深深地陷入越南战场，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大动干戈，而只打算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度来化解在半岛面临的困境。朴正熙和南朝鲜政府其他官员则不同意美国消极保卫韩国的观念。他们非常气愤地认为，美国人更强调如何应对“普韦布洛”事件而非北朝鲜已强化的军事行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