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各行省文化变迁的动因、过程和表现方式，一直是罗马帝国文化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罗马化”(Romanization)这一概念便主导了相关研究。①尤其在地中海西部，罗马文化的流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值得称道的--罗马给这些尚未开化之地带来了“文明”。然而，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文明”一词今天已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合法性，“传播文明”有时甚至染上“文化入侵”的意味。相应的，“罗马化”一词在当下学术著作中常常被打上引号，表明它饱受争议的性质。在这种背景下，对“罗马化”及相关问题的学术史进行理论反思，无疑有助于把握当前罗马帝国研究中视角的变化。由于参与“罗马化”讨论的许多重要学者长于罗马行省--特别是罗马不列颠--的考古，本文将从反思不列颠罗马化的研究而展开。
    一最早系统阐述“罗马化”问题的学者是英国考古学家哈弗菲尔德。他认为罗马化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罗马的所有臣民都成了彻头彻尾、千篇一律的罗马人，而是意味着两种趋势：首先，罗马化消除了罗马人和帝国西部行省居民之间的不同，使他们在语言、物质文化、政治情感和宗教上趋于一致；其次，罗马化在不同地区的进程和取得的成功各不相同，它并没有在任何地方都立竿见影地摧毁了当地的一切世故人情，这些至少在某些地区仍留存了一段时间，且不表现为积极的反抗，而是化为潜在的坚持，并有可能在适当条件下复活。因此，“这些行省人虽然已经成了罗马人，但仍然可以像隔代遗传那样重新继承其祖先的特征”。②这段论述揭示出，罗马化不是罗马文化完全替代了本土文化，而是一种趋势，它在不同地域深浅不一。更重要的是，哈氏为“罗马化”及其表述的历史现象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罗马化”这一概念承认本地人可以变成罗马人，本地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由此改变原有的文化认同。换言之，这一概念预设了罗马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对立和差别，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本地人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罗马人?罗马化的这种内涵在随后几十年中左右了学者们对罗马帝国之历史与考古的研究。
    哈弗菲尔德的亲炙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殆尽，战后留在牛津大学唯一的衣钵传人是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柯林武德把罗马不列颠史研究看作实践和磨砺其历史哲学的园地。他发现，在罗马征服不列颠之前，当地的凯尔特艺术具有很高水准，但罗马征服后艺术水准反而大大下降，到罗马统治末期，凯尔特艺术却再度复兴起来。如果不列颠人已经学会采用罗马帝国的风格而放弃了凯尔特风格，为什么300年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凯尔特风格中去?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使柯林武德看到，不列颠人在罗马化的艺术中取得的成功越小，他们就越有可能在记忆中珍视自己原有的风格，因此可以相信凯尔特风格从未在其后辈中消失。柯氏本人非常看重这一论断，曾在《自传》中将之作为自己“研究罗马不列颠史的惟一纪念”。③如果撇开柯氏的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不谈，单就论断而言，其着眼点依然停留在本地人罗马化的程度，而他对乃师关于隔代遗传论述之传承发扬，是颇为彰目的。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觉得“罗马化”一词过于强调罗马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单方面影响，而忽略了本土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反作用，遂开始关注地方文化在罗马化进程中的作用。弗瑞尔就宣称，“罗马不列颠的文明是罗马因素和凯尔特因素的综合”。由此形成的“罗马-不列颠”文明不等同于“罗马”文明。后者是单一的，前者则具有双重的特征：其外表是罗马的，骨子里仍是凯尔特的，且表里之间并无内在的冲突。④这一观点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理论的影响。“文化适应用以理解这样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产生于拥有不同文化的各个群体之间发生不断的、直接的接触及随之而来的一方或双方原来的文化模式发生的变化”。⑤文化适应这一权威定义强调了文化互动，把文化要素之借取视为一个双向的过程。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深入接触后，本土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变化。我们不妨把弗瑞尔对罗马化的理解称为“镶面板”模式，它尽管承认罗马文化与不列颠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但却设想罗马的影响本质上是肤浅的：罗马的生活方式和体制从未深入不列颠本土文化。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罗马统治结束后不列颠的本土文化在某些方面又重新得以伸张：一旦镶面板脱落，内在质地便暴露出来。但应当看到，在罗马统治期间，尤其在元首制时期，不列颠社会结构及政治组织之变化堪称显著而广泛，⑥这些变化势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价值观和自我认识都产生深刻影响。而镶面板模式认定罗马文化影响肤浅，自然难以对这些变化的根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文化适应理论强调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但它本身把参与交流的各方视为自成一体的整体，并预设了各方内部是同质而无分化。运用它来分析罗马化，仍难以摆脱“罗马人-本地人”的二分法，这使讨论的取向最终依然指向本地人罗马化的程度。
    二上世纪90年代以后，“罗马人-本地人”的二分法开始遭遇挑战。米利特质疑了哈弗菲尔德关于罗马化的内涵：“我们必须把罗马化视为一个有着辨证的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对其他文化产生的影响。”⑦这一方面接受了文化适应所强调的文化交流之双向互动关系(“辨证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指出罗马文化并非“纯粹的”。后一方面使“罗马人”这个曾经一看即懂的概念骤然变得问题丛生，以不列颠为例，这里既有高卢、希腊的商贩，又有色雷斯、日耳曼和西班牙的士兵，当然还有罗马和意大利的官员，难道他们都能被不加区分地整合进“罗马人”这个概念中去吗?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本土文化究竟受高卢、希腊之熏染?抑或为西班牙、意大利所激荡?此类问题犹如催化剂，催生出新一轮关于罗马化的争论，至今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