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未曾意识到他们是较高文化的传教人，行省人也未必认为他们接纳的是更高的文化。洗热水澡、喝葡萄酒或许不失为人生享受。但拖袈裹身往往行走不便，即使在罗马的公共场合，穿拖袈也需要皇帝们三令五申地强加执行；至于拉丁语或罗马名字，其本身显然不会更加悦耳。我们难以想象成为罗马公民仅仅是为了接受这些东西。当使徒保罗告诉即将对他动用鞭刑的人他是罗马公民的时候，他知道人们会立刻对他刮目相看，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未经判罪便对罗马公民动用鞭刑乃违反罗马法律之举。(21)同样，不列颠人也很清楚罗马公民权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尽管塔西佗认为拉丁语、拖袈、罗马的器物与风尚其实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22)但地方精英知道这些东西是使他们继续保持自由的一种方式，既然罗马征服不列颠初期爆发的布狄卡起义已向他们表明了不合作的下场是什么；他们也知道借助这些东西他们能在权力的阶梯上步步上升，既然罗马已通过庇护制向他们表明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各城市在他们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争取罗马公民权成了公元2世纪引人瞩目的历史现象。在罗马帝国按罗马制定的规则生活，能活得更好、更容易。
    罗马世界等级壁垒森严，社会向来是两极分化的，没有什么中产阶级。随着罗马公民权日益普及，从2世纪中叶起，公民与非公民之分逐渐为上等人与下等人之分所取代。上等人中不仅包括元老、骑士和地方元老(decuriones)，还包括退伍军人，这些人是罗马统治的既得利益者。(23)罗马统治结束后，不列颠原有的凯尔特文化又复活了，这容易产生一个不是不正确的印象，即罗马之占领不列颠并没有对不列颠日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应混为一谈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列颠在罗马时期没有发生显著的文化变迁现象。无论是隔代遗传论还是镶面板模式都承认了这点，但前者只是用一种生理现象来比喻文化变迁现象，而后者虽然试图解释变化的原因，却混淆了罗马对当时与后世的不列颠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事实上，不列颠罗马时期文化变迁的推动力量正是来自罗马统治的既得利益者。相形之下，地位低下的百姓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或手段，因此对改变自己命运不抱希望，也就对罗马的生活方式提不起兴趣，他们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正因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罗马统治结束后促成凯尔特文化的复活。
    罗马化的重要特征在于上流社会，并且只有上流社会被罗马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帝国其实只是各地上流社会之精英名流的联合体。而罗马化的后果是扩大而非缩小了精英与百姓、富人与穷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地方精英越是接受罗马的生活方式，就越是认同罗马人订的规则，越是需要只有罗马人才能提供的那种保护。一旦帝国的政治秩序趋于崩解，其所引发之震荡必然也以他们首当其冲。自5世纪初开始，罗马军队逐步撤离不列颠，北方蛮族乘机频频入侵。不列颠人数度请求罗马支援，但罗马此时已自顾无暇。6世纪编年史家吉尔达斯记载了公元446年他们向罗马的最后哀求：“野蛮人把我们赶进大海；大海又把我们赶回野蛮人那里。在这两种死法中，我们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淹死。”(24)足堪深省的是，这里非但没有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欢呼与沸腾，反倒充满了失落与苦闷。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相关综述和基本书目可参阅刘津渝《罗马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第4章第5节。
    ②F.Haverfield,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3r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15,p.22.
    ③R.G.Collingwood and J.N.L.Myres,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37,pp.247-260；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④Sheppard Frere,Britannia: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3rd edi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p.1,p.295.
    ⑤R.Redfield,R.Linton and M.Herskovits,“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 (1936),p.149.
    ⑥参阅宋立宏《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宋立宏：《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城市化》，《西学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1-334页。
    ⑦M.Millett,The Romanization of Britain:An Essay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
    ⑧J.C.Barrett,“Romanization:a critical comment,”in D.J.Mattingly,ed.,Dialogues in Roman Imperialism:Power,Discourse and Discrepant Experience in the Roman Empire,Portsmouth:Rhode Island,1997,p.60.
    ⑨R.Hingley,“The‘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in J.Webster and N.Cooper,eds.,Roman Imperialism: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p.35-48; P.W.M.Freeman,“Mommsen through to Haverfield:the origins of Romanization studies in late 19th-century Britain,”in D.J.Mattingly,ed.,Dialogues in Roman Imperialism:Power,Discourse and Discrepant Experience in the Roman Empire,pp.27-50.
    ⑩P.W.M.Freeman,“Mommsen through to Haverfield:the origins of Romanization studies in late 19th-century Britain,”p.46.
    (11)Greg Woolf,Becoming Roman:the Origins of Provincial Civilization in Cau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7.
    (12)相关举证参阅P.A.Brunt,“Laus imperii,”in P.D.A.Garnsey and C.R.Whittaker,eds.,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59-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