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争论在文化适应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并以争论罗马化的程度为特色，那么，在后殖民话语的推波助澜下，新一轮争论的一个共同特征表现为对“罗马化”这一术语的解构。其中的两种努力尤其值得注意：巴雷特从本体论的角度挑战了“罗马人-本地人”的二分法，认为文化交流过程中双方各自的文化标记的意义总是视人们把这些文化标记置于某种语境中的能力、并视由此产生的解释它们的能力而定的。“无论何时听到‘罗马人’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在当下设问：怎样才能识别并体现这种理想，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将自己变成罗马人意味着什么?这不单单是一个法律地位的问题，还是一个与体态举止、性情外表、对某些地区的占领、种种控制关系和使自己顺从其他权威有关的问题”。⑧易言之，文化变迁中不同地点的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段中对变迁的感受和反应是不同的，因此像“罗马人”或“本地人”这样的分类毫无意义。“罗马化”的传统的认识论基础遂遭瓦解。
    另一种挑战来自一些学者对学术史的回顾，即通过追溯“罗马化”的建构过程来解构它。他们指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罗马化”实际上是19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尤其从蒙森到哈弗菲尔德)的知性建构，它承载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在今天已成为有待抛弃的“遗产”。⑨“罗马化”一语所暗含的“罗马人-本地人”的二分法在新一轮争论中被充分解构了。但由此宣告“罗马化”死了，一如后现代主义者常做的那样，尚为时过早。连某些致力于解构它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19世纪的学术缺乏对罗马化的理论分析，这使得对这类根本概念的解构变得困难重重。⑩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在于罗马化所指涉的文化变迁现象毕竟是无可争议的历史真实，诚如沃尔夫在研究了高卢的罗马化后指出的：“如果要描述创造了一种帝国文明的各类文化变迁，罗马化不失为一种简洁方便的表达。”(11)此外，过分强调“罗马人”的区域特征，未尝不是在一个模糊的范畴上贴上许多差不多同样模糊的民族标签。因此，对罗马化的深入讨论并不会终结“罗马化”。相反，这只会为“罗马化”注入新的活力，使老问题获得新生。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关于罗马化的新争论已让人充分意识到文化交流的多维性和多变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理解“罗马化”的范式的转向：各行省的文化变迁不应再被理解为本地人在多大程度上被罗马化了，而应理解为不同的地方人群对罗马文化的感受和反应是什么。在这一转向中，文化认同的问题由于关涉罗马文化的接受方对罗马文化的态度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始终是个核心问题。如果说传统的范式更强调罗马文化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哪些人，新范式则启迪人们去思索这些受罗马文化影响的人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对自身认同的理解和领悟。
    三毋庸置疑，行省上流社会与罗马文化接触最多。罗马文化意义之大小总是与对它适应和接受的程度成正比。与之接触最多者最能把它编织进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中去，受其影响自然最大；而与之接触甚少的寻常百姓，所受影响自然甚为皮相。根据上述理解“罗马化”的新范式，这里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地方精英之接纳罗马文化，究竟是罗马自上而下强加推行的结果，还是他们自下而上自愿接受的结果?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现代人所熟悉的一种观念，即罗马人是否意识到他们是较高文化的传教人，因而肩负着一种崇高的“文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觉得有神圣的义务将自己的文化加诸属民。的确，罗马人相信他们的帝国是普世性的，自信他们的征服和统治不仅符合被征服者的利益，还得到众神的认可。(12)但这并不能用来说明他们怀有什么文化使命。首先，就罗马官员而论，以总督为首的罗马官员只关心征税和重大的刑事民事案件，由于他们在行省中任期短暂、人数屈指可数，所以必须赋予各城市以高度的自治权，且不得不倚重地方领袖之援手。可以肯定，只是为了便于交流疏通，阿古利可拉等罗马官员才对这些地方领袖之子施以拉丁语教育。作为罗马文化的载体，拉丁语在整个罗马时期没有成为不列颠寻常百姓的用语，而基本上作为特权阶级的语言在上流社会中流传，即使在这里也没有完全替代凯尔特语：上流社会使用双语的现象可能较为普遍。(13)一言以蔽之，见之于汉代以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循吏，从未在罗马帝国的行省总督中出现过。(14)其次，就军队而论，罗马人从未彻底征服不列颠--既未征服爱尔兰，亦未征服苏格兰的大部分。所以不列颠与日耳曼一样，属于有边境的行省，承担着军事防御任务，故驻有重兵。由于军队是扩大罗马公民权的重要渠道，驻有重兵对于不列颠此类边鄙之地的罗马化尤为紧要。但随着兵源募选本土化及驻军定居化之趋势日益增强，兵源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辅助军士兵退伍状之措辞于公元140年前后之变化便说明，如何将边境防御任务转嫁到行省居民身上以减轻行政负担才是罗马政府的首要考虑。(15)复次，就宗教而论，罗马的宗教可以分为公共宗教和私人宗教。(16)前者是罗马的官方宗教，后者乃个人关怀之所系。与今天的一神教不同，这两者之间无甚联系。公共宗教在行省中由当地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精英把持，他们只关心在每年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地执行皇帝崇拜的仪式，以此表达地方政权对中央的效忠。他们并不关心人们究竟信不信罗马人的神灵，只要不妨碍这些仪式得以实现，个人私下里建构自身宗教认同的自由便有保障。此外，无论是罗马的公共宗教还是私人宗教，都缺乏一套明确的教义，这使得传教和皈依的观念无法应用于罗马宗教。此处特别提及宗教，乃是因为某一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往往寄生于宗教。
    最后，罗马人虽然对被征服者好奇，喜欢在著作中穿插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种志，但这种好奇与近代帝国主义者的好奇有根本区别。一位杰出的英国古典学者曾指出：罗马人对其属民的过去没有兴趣，他们不会对属民过去的记载加以保存或恢复；而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的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却复活了印度的古典文化，从而再现了印度文明的古老荣光。(17)两相对照，罗马人的好奇未经求真求知精神的洗礼，实为猎奇，其所透露的底色是对异文化的无动于衷和冷漠。罗马人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文化传诸落后地区的文化使命，他们也就不会强迫地方精英说拉丁语、穿拖袈(toga)、起罗马人的名字。
    地方精英之所以受倚重，其实是罗马政治传统在行省中的惯性延伸。众所周知，罗马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庇护制盛行。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互惠性，双方须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二、私人性，双方的关系是长久的，有别于短暂的商业交换关系；三、非对称性，双方的身份地位高低不同，有别于平等的友谊；四、自愿性，并非法律强迫。(18)共和时期个别豪门世家是些大庇护人，他们通过层层庇护关系左右了共和时期的内政外交。进入帝制以后，由于皇帝垄断了政治决策、控制着军队、把持着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他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庇护人。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亲信，这些人替代原来的豪门世家成为大庇护人。总督与皇帝的关系就可以看作一种庇护关系：皇帝把行省交给总督(总督或为直接被皇帝庇护之人，或通过大庇护人的影响得到这些职位)，总督则用好的治理(以及其他交换)来报答他的庇护人。总督又会在行省中建立相应的庇护关系，把行政任务进一步分摊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社会关系广泛、号召力强大的地方领袖当然是总督的首选目标。(19)为报答他们的合作，总督帮他们从罗马获得罗马公民权、职位和荣誉，使他们进一步融入罗马文化和罗马社会，而他们或他们的后代若才能出众，有可能成为被皇帝直接庇护的人，甚至当上皇帝。越来越多的行省人跻身罗马元老院是个不争的事实：公元15年的罗马元老院中就有来自小亚细亚的元老；从1世纪后半叶起，近东地区尤其是来自叙利亚的元老的数量日见增多；希腊本土则从2世纪早期开始产生元老。(20)到公元3世纪，绝大多数元老已不是意大利人了。早在公元98年，图拉真就成了第一位来自行省的罗马皇帝，公元247年罗马举行建城千年庆典时的皇帝(Philip)则是一位阿拉伯酋长。庇护关系对于铨选新一代罗马贵族官员至关重要，皇帝虽然垄断了对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但由于没有现代官僚制、没有培训官员的学校、没有科举考试制度，他只能任命那些他注意到的人，而这些人是通过层层庇护关系脱颖而出的。通过庇护制，来自各地上流社会的成员被不断整合进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帝国的精英阶层由此不断得到补充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