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厅辖有四千方里之地，疆域辽阔，治理难周。彼朝鲜沿江之地，分设六镇。而我图们江北，乃仅设一厅治，此其疏略者一。韩民越垦我国领地，沿江数百里，听其自由移住，毫无限制，此其疏略者二。韩民越垦既众，而我国于韩民户口男女之数、财产地亩之数、主耕帮耕之数，尚无精确之调查，此其疏略者三。越垦之地，每社皆有学田，以为教育韩民子弟之费，而不能为之广设学堂，以变其语言习俗，使同化于我，此其疏略者四。韩民以语言不通之故，乡约牌头由韩民之稍通华语者充选，多倚仗官势，自相鱼肉，此其疏略者五。[16]
    以上仅节选了1908年的部分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国内社会舆论对清政府的压力是何其之大。这只是《申报》一家的评论，尚且不是全部。而当时的《大公报》、《中外日报》(沪)、《神州日报》(沪)、《营商日报》(营口)、《吉林日报》(吉林)、《岭东新报》(汕头)、《香港商报》等均有报道。因这些报道言辞比较激烈，都曾被日本领事馆秘密寄回东京，作为中国舆论的参考资料。面对如此之大的压力，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也不得不顺应舆情民意，表面上强硬地和日本交涉，在维持“面子”的同时宁可不要“里子”，最终在“东三省五案”中作出重大让步，让日本凭空获得了东三省巨大的铁路和经济利益。可以说，无论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是清政府都十分清楚，中国的舆论压力迫使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不得不摆出一副“无可退让”的架势。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签订后不久，《中国日报》上刊登了一条《请看日本之名与实取》的报道：
    《大阪每日新闻》内载批评一则，题为《间岛让步始末》，旁注小字曰：名与而实取。兹特译出如左：“我国收间岛之韩人保护权，所以尊重日韩两国国民已得之利益也。承认清国在间岛之主权者，所以全邦交之名义也。此事既让步，清人予我一铁道敷设权，此铁道贯穿间岛至吉林，既已协商定局。闻此线由会宁至吉林，达日本海之岸，实为南满洲铁道之终点。此路之价值，当世早有定评，为最难得者。今乃以间岛主权而易得之，此真我国之大幸也。某闻达官语人曰：间岛问题久未解决，其地近长白山方面，为爱新氏之发祥地，吾国苟夺其地，则于清人之体面有损。吾人与彼领土权之名义，既能得有实际上之利益，又能使清人生极大之感情。则以后外交诸问题，皆可不烦言而决，所谓名与而实取者，此外交界一大成功也。”按：清国人读此，其感情当如何也？[17]
    日本报纸上的评论很快就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日本政客的算计其实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次日的《羊城日报》中也刊登了《宣示延吉界务办法以息浮言》的报道，表明了当时的中国舆论对“间岛”交涉结论的关注。
    三、日本官方描述下的“间岛问题”
    上文已述，关于“间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日本有一个“官方”版本的解释，在《日本外交文书》和档案中随处可见。
    近期笔者翻阅日本的教科书，发现在当时日本的《小学地理教材》中也出现了完整的“官方版描述”。本处我们就借这本教科书，来看一看在日本“官方”描述下的“间岛问题”：
    “间岛”是沿着豆满江的北岸、从其上游到中游，横亘于黑岭山脉(又称为黑山岭)的北麓一带的统称。属于豆满江的支流嘎呀河、海兰河流域，这里土地适宜农牧，而且埋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本来间岛地区的属权是并不清晰的，清、韩两国都声称该地为其祖先发源的圣地，而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土，为此历史上两国频起纷争。公元1712年(日本为正德二年，清国为康熙五十一年)，清方的乌拉总管穆克登和韩方的朝鲜军官李义复受双方政府委派，会同勘界。并在长白山顶上的豆满、鸭绿、松花三江源头处建立分界碑。
    从分界碑建设后，本来属于韩国的间岛在约一百六十余年间是作为无人区的。但从明治十年前后起，北韩的人民渐向间岛移居，在当地从事垦荒者日益增多，此地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均归韩国统治。但韩国在间岛并未设立统治机构，而是归成境北道管辖；而清国则在明治十三年(光绪六年)设立了间岛招垦局，开始进行移民垦边。到明治十五年吉林将军铭安称：间岛为中国领土，并勒令越垦韩民归国。此时韩国用清方的分界碑文为证据，向清方提出抗议。清方应韩方要求于明治十八年派遣勘界使进行实地勘查。勘查中，清方代表认为碑文中的“土门”④就是“豆满”的转音，实际上是一条河流。所以豆满江以北均为清国领土。两国代表争执不下，最终没有结果。
    实际上，土门江是发源于长白山下，最终汇入松花江的一条松花江支流，又称为吉林土门，和豆满江根本不是一条江。听说当时在分界碑和土门江的源头之间数里潜流间，连接有石土堆作为境界标示，水涌出地面后以流水作为境界标示。这更佐证了韩方的主张。但当时韩国国势萎靡，在大国的胁迫下无法贯彻其正当主张，使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
    此后明治二十年，两国曾再次遣使勘界。虽各有让步，但终究也未达成协议。一直到明治三十五年，韩国人李范允担任间岛管理，借助俄国势力，视间岛为韩国领土，但此后的日俄战争令其计划破产。正在此间，清国设立了间岛的行政机构，派遣了行政人员，以保护当地的清民。与之同时，韩国渐失此地管理权，当地韩民失去了后援，饱受清人的虐待，无法安然度日。因此韩国政府向我统监府提出请求，统监府接受了其请求并向当地派设了派出所，所长为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法学士筱田治策等以下文武人员均为我国派驻，于明治四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进入间岛，专职保护韩民利益。
    清国政府得知后大为吃惊，屡次抗议我国在清国领土内设立行政机关、派遣官吏、无视清国主权。同时关于间岛问题的公文书、证据等也多次向我政府提交。据说我外务省关于此问题的调查已接近尾声，不久就会向清国回复我方的证据。今后此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值得注目的问题。[18]85-89
    该书是1908年由宝文馆在东京和大阪出版，主要讲述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三个地区的地理教材，上文为“韩国部”的附属章节。其中的歪曲事实之处太多，本文就不再辩驳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作为一本针对小学生的地理教材，这样的解释会造成何样的后果，读者可以自己想象。在此书的序言中作者明确地写道“此三地属于当前我大日本帝国锐意经营之地，有亟多迫待着手整顿之事”，暗示其对下一代日本人的期望。而使用过这种教科书的下一代儿童成人后，恰逢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等“迫待着手整顿之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可想而知。
    这里附带说一下日本国内舆论的处理。为了利用舆论，在外务省档案中还有数件向各媒体披露情况、统一宣传口径的“新闻揭载案”。以1907年8月31日的“新闻揭载案”为例，其公布的“间岛问题”的前因后果为：“间岛”本为中韩边境地区，华韩杂居、所属未定，因当地苦于胡匪凌虐，应韩国政府请求，日本政府派出少数警察前往该地以保护当地民众，并已向清政府及地方官员说明。[19]不久，这种说法便见于各大亲日报刊之上，如四天后台湾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就刊登了《间岛之韩人保护》[20]一条新闻，使用的就是上述“揭载案”的说法，大致和上引教科书的说法相同。关于日本当时的其他舆论情况，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中列举了东京《报知新闻》、东京《每日电报》、大阪《朝日新闻》、九州《实业新闻》[21]278-281,311-316等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本文就不再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