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雷沃出狱与“饥荒阴谋”说的再造
    “1789年7月14日，我隔着窗户，借着双筒望远镜高兴地看到巴士底狱被推翻了”，（20）身陷贝尔西监狱的普雷沃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1789年9月5日，他被释放出狱，（21）很快成了一位公众人物，通过报纸和著作不断地讲述他的狱中生活，由此进一步发展了“饥荒阴谋”说。
    普雷沃之所以得到公众的垂青，与旧制度末年、大革命初期社会上出现的攻击专制主义的思潮有关。一本小册子指出，从黎塞留到马尔泽尔布的所有大臣都和“专制主义”这个长着九头六臂的怪兽勾搭在一起，而巴士底狱正是被看做专制主义的象征。（22）与此相应，巴士底狱里被关押的犯人也被神化为英雄，他们的出狱象征着民族对专制的胜利。（23）一时间，巴士底狱的犯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书商路易-皮埃尔·曼努埃尔（Louis-Pierre Manuel）写的《巴士底狱著名囚犯史》（Histoire des plus célèbres prisonniers de la Bastille）成为文学畅销书。（24）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普雷沃这个著名囚犯会怎样受到革命报刊的追捧。
    最先提到“饥荒阴谋”和普雷沃的是1789年9月15日第57期和9月16日第58期的《导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这两期连载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巴黎--论生计》，（25）阐述了自1730年奥里（Orry）任财政总监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饥荒阴谋”史，在两个注释中提到普雷沃：“但普雷沃发现了这个恶毒的团伙（ligue infernale），并知道主谋和主要代理人（agents）的情况。他在5个不同的监狱里被关了22年。”（26）“普雷沃先生正是向鲁昂高等法院揭露这桩可耻的交易的”。（27）
    普雷沃直接进入公众视野是通过《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这份报纸每周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专门评述革命中的重大事件，批判专制主义是它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该报对普雷沃的经历很感兴趣，自1790年2月20日出版的第32期起，到1790年7月10日出版的第52期止，在“巴士底狱文件”（Papiers de la Bastille）栏目发表了他的一系列狱中回忆。（28）我们在第33期上可以读到普雷沃写的证明文件：
    拜圣-普里斯特（Saint-Priest）伯爵仁慈，我已出狱4个月，兹证明已把经回忆写成的关于阴谋和我的监禁生活的原创性篇什交给了普律多姆先生，请读者相信这批文献的真实性。（29）
    普雷沃后来把这批回忆录整合进1791年出版的《国家囚犯》（Le prisonnier d' ）一书中，并做了一些补充和扩展。因为他深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因此他在上述著述中将革命语言移植到对“饥荒阴谋”的阐释中，从而在革命的路光灯下完成了对“饥荒阴谋”的重述。
    第一，用“警察专制”和“大臣专制”重述“饥荒阴谋”。
    普雷沃把他的牢狱之灾归咎于“大臣专制”和“警察专制”，他在《国家囚犯》中以格言诗的形式写道：“我受到可怕的专制主义伤害，在22年零2个月的年月里，我靠英雄气概与专制者可憎的权力做斗争。”（30）普雷沃说，这些大臣、警察总监和干事们使他深受警察专制之害。我们在此书中也可以找到几点证据：首先，普雷沃认为他是密札（Lettre de cachet）制度的受害者，他指出，仅凭一份密札，没有指控，也没有证明他犯下的任何一丁点儿错误就把他监禁这么长时间，（31）“他们使我受制于警察专制；他们沿袭旧的弊端，出卖密札，接二连三地把一些无辜的受害者投进国家监狱（prison d'état）”。（32）其次，普雷沃指出他遭到闻所未闻的迫害，“他们怕我指责这些罪行，便非人般地折磨我，抢走我的动产，夺走我的职位，拿走我的纸笔”。（33）他被关在万森监狱15年，其间12次被关进地牢，总共加起来有7年8个月时间，手脚套着镣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不许看书、写字。（34）最后，警方并没有把普雷沃坐牢一事告知他的家人，以至于他们多年来四处找他，他母亲得知真相后因伤心过度而去世。家人不断地给大臣和警察写请愿书，要求释放他，但政府部门从来没有透露他的现状，更别提说明他被捕的原因了。（35）
    第二，用“危害民族罪”重述“饥荒阴谋”。
    1787年显贵会议召开后，“民族”成为公共领域中一个重要词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新建构的“民族”实体中，贵族是被排除在外的。（36）这种排斥观念在西耶斯1789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37）随后，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等级提出由三个等级共同进行代表资格审查，贵族极力反对，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说贵族要阴谋破坏三级会议，也有人说贵族窝藏大量谷物，想饿死第三等级。（38）巴士底狱被推翻后，引发了贵族的大逃亡，其中就有孔代亲王、孔蒂亲王、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等上层贵族，此举导致大众的激愤和恐慌。危害民族罪（le crime de lèse-nation）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建构起来的，因为人们认识到反对国家的最高犯罪针对的不再是君主，而是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民族。（39）1789年10月21日，巴黎裁判所（ de Paris）把危害民族的行为正式判定为犯罪，包括朗贝克亲王（le prince de Lambesc）在内的一批贵族遭到起诉，贵族的形象由此进一步恶化，他们在民众眼里无异于陌生的他者，不共戴天的仇敌。（40）
    普雷沃正是借助“危害民族罪”重新阐释了“饥荒阴谋”。他在《国家囚犯》中已经使用了这个词，例如：“难道他（指的是德克罗斯纳--笔者注）不像这些阴谋分子那样了解这件事吗？难道他的任务不是查找、揭发和审判这些重大的危害民族罪（ces hauts crimes de lèse-nation）吗？如果他真是忠诚的话，任何谋反（conspiration）、阴谋（complot）、伎俩（entreprise）和诡计（machination）都不会在他眼皮底下形成。（41）
    “民族”的字眼在该书中也多次出现。诸如，“我正是为了民族而战，并经受了重重困难”。（42）“我捍卫的这项事业确切地说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民族的”。（43）“现在我要在人生的暮年借着这束光亮向民族揭发他们”。（44）
    我们看到，普雷沃对“饥荒阴谋”这宗“危害民族罪”的阐释浸染了革命文化的一些特征：
    其一，“两极对立”。法国革命中，人们制造了一些对立的形象，如爱国者与贵族，革命与反革命，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倾向。（45）在普雷沃的阐释中，也渗透着这种两极分化的思维，他认为“饥荒阴谋”既是反对国王的，又是反对所有法国人民的。而且，上上下下几乎所有大臣都参与了这项阴谋。（46）这无疑在旧制度的所有大臣与法国人民之间制造了一条敌对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