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惩罚的意愿”（une volonté punitive）。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指出，由于大革命初期“贵族阴谋”谣言四起，乌烟瘴气，人们产生了一种“惩罚的意愿”，想惩罚那些贵族、垄断者和人民之敌，（47）于是出现了群众的过激行为和草率杀人的现象。（48）例如，1789年7月13日，一群暴徒洗劫了圣拉扎尔（Saint-Lazare），他们怀疑这里储藏了大量谷物。同月，人们认为巴黎总督贝蒂埃·德·苏维涅（Bertier de Sauvigny）应该为食品短缺和供应中的营私舞弊负责，便把他吊死在路灯杆上。（49）也许是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普雷沃不再满足于仅仅揭发“饥荒阴谋”，还迫切地希望惩罚那些参与阴谋的罪人。他的这种心理在《国家囚犯》中表露无遗：
    在革命时期，人们不经审判就起诉、惩罚那些他们怀疑或认定是罪魁祸首的人；我们却让那些从前犯下了更大罪行、从掠夺中赚取了更多财富、从背信弃义和玩忽职守中自得其乐的人安然无恙；我们甚至也让那些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逍遥法外……为什么如此不正义的残酷罪行能发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性和慷慨大度的民族？（50）
    身处革命漩涡的普雷沃就这样把大革命的光亮投射到了旧制度时期的“饥荒阴谋”上，塑造出了“饥荒阴谋”与大革命之间的黑白二元对立。他认为大革命阻止了第5份《饥荒协定》的续签，“为我们许诺了幸福”。（51）而他也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人，“20多年来，我不停地预言和宣布法国大革命将要来临”，（52）并且感谢革命使他走出黑暗，“如果不发生法国大革命，我不可能走出监狱”。（53）
    三、审判拉韦尔迪：“饥荒阴谋”说被认可
    普雷沃1789年出狱时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一无所有，没有工作，财产被没收，至亲去世，没有容身之地，幸亏得到几个爱国者（patriotes）的帮助，才不至于饿死。因此，普雷沃有了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竭力寻求弥补和报复。
    碰巧制宪议会对普雷沃感兴趣，便把他的相关资料寄给了密札委员会（comité des lettres de cachet），（54）这是1789年12月23日成立的机构，负责调查因大臣和警察专制而被监禁的囚犯，并为废除密札做准备。由于类似的请求非常多，密札委员会没有顾得上处理普雷沃的案件。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成立后，也设立了密札委员会，普雷沃再次递送材料，但同样没有得到答复。（55）1792年9月，他再也等不下去了，遂两次给立法议会主席写信，他在9月19日的信中这样写道：“三年来，我仅靠几个同胞的慷慨相助艰难过活。我写了无数封请愿书，接二连三地向议会请求，我也找到了一些不能被推翻的证据。我的报告已经印刷出来，并已分发到诸位手里。这仅需要占用你们一点时间。劳驾你们发表意见，对我的命运做出裁决。”（56）第二天，雷韦尔（Rever）先生在立法议会上宣读了普雷沃的报告，并在报告的末尾处补充道：
    幸运的是，这位受害者没有死，普雷沃仍然活着。当年他想做对祖国有益的事情，但命运阻止他这样做。邪恶的力量惩罚了他。现在应该由议会给他补偿。（57）
    随即，立法议会做出决定，给普雷沃支付年金，但没有写明具体数目。勒梅西耶（Le Mercier）认为是每年1200法郎，一直发放到普雷沃去世为止。（58）这表明革命政府已经认可了普雷沃为揭发《饥荒协定》遭受的苦难。
    但这并不是普雷沃的最终目的，也许是受到了革命群众惩戒意愿的影响，他一直想把“饥荒阴谋”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而他的头号眼中钉就是《饥荒协定》的“主谋”，即路易十五时期的财政总监拉韦尔迪。拉韦尔迪1768年就已经被罢黜了财政总监一职，时年45岁的他过起了双重生活：他是冈拜（Gambais）的大封建主，慷慨大度，资助教育和慈善事业；同时，他还在巴黎的孔蒂小公馆当起了文人，摆弄历史和文学。（59）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并没有像其他贵族那样逃亡国外，而是躲在家里以翻译贺拉斯（Horace）的诗句为乐，（60）打算悄无声息地度过革命漩涡。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早被普雷沃盯上了。普雷沃在《国家囚犯》中说：
    我因揭发拉韦尔迪的协定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个老财政总监仍旧在法国生活，他退隐在位于博斯（Beauce）的纳维尔（Neuville）城堡里，那里有很多掠夺物。遵循正义行事的制宪议会，应该判处拉韦尔迪从他的不义之财中每年给我10 000里弗尔年金，尽管这些仍不够弥补我的损失。（61）
    普雷沃的愿望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终于实现了。1793年夏季，谷物供给状况严重恶化，7月26日，国民公会颁布《惩治囤积法》十四条，规定垄断第一必需品者处死。（62）巴丽夫人（Madame Dubarry）就被革命法庭以“囤积谷物罪”送上了断头台，一些窝藏谷物的农民也以“反革命罪”被处死。（63）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恐怖氛围中，普雷沃把他的宿敌拉韦尔迪送上了断头台。
    1793年10月9日，有人谣传拉韦尔迪在冈拜城堡的池塘里藏有一堆谷物，他随即被捕。11月23日，革命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公诉人富基耶（Fouqieur）宣读了诉状，称“拉韦尔迪充满恶意并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反革命，他想饿死人民，遂让人把谷物埋藏在冈拜城堡的池塘内”。（64）对此，拉韦尔迪坚决否认。他说他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手里根本没有这么多谷物，即便真如人们指责的那样制作黑心面包，他也不会选择大道边上的池塘，因为那里日日夜夜都有帮工经过，很容易被发现。（65）庭长问拉韦尔迪：“你难道不是1768年饥荒协定的主谋之一？”（66）拉韦尔迪答道：“我这一年已经辞去了财政总监一职，为了供给巴黎，我和一个团体（société）签署过一份协议，提供给他们2万4千里弗尔补贴，这个团体的成员负责在科尔贝（Corbeil）保存4万塞蒂埃谷物，我一离职，他们就取消了这份合同，因为负责人说他们赔了。”（67）这时，一个特殊的证人出场了，这就是普雷沃，他说他掌握了被告的“前科”，于是便讲述了“饥荒协定”的故事以及他为此遭受的酷刑。庭长指着普雷沃问拉维尔迪：“你认识这个证人吗？”拉维尔迪答道：“不认识，但他出狱后我看到人们在报纸上谈论过他。”庭长问：“对于他的陈述你有什么话说吗？”拉维尔迪答道：“对于他说的协定或租约，我一无所知，即便真有此事，我也没听说过。”（68）
    经过陪审团一致表决，革命法庭做出以下宣判：第一，的确存在一个旨在让共和国受制于饥荒恐怖的阴谋，把关乎人民生计的谷物扔到池塘或水池里，想借此发动反革命或内战，使一部分公民反对另一部分公民；第二，拉韦尔迪是上述行为的主谋或同谋。（69）
    拉韦尔迪在第二天即11月24日被送上断头台，财产被共和国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