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中世纪城市兴起时，是封建农本经济的补充和附庸，尔后演变为封建制度的侵蚀物和对立物。[1]3-24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中世纪城市与同时代封建制度的关系，既强调了中世纪城市有“侵蚀”封建制度旧事物的机制和作用，又揭示了中世纪城市具有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新本质。本文在这一理论前提下继续思考，关注中世纪城市与后来的近代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世纪城市兴起后具有越来越多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诸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胚芽；这些胚芽在适宜的环境和气候中进一步成长，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
    一、新经济理念在城市形成
    中世纪城市培育了新的经济理念即商业意识和市场观念。这种理念不但促使近代西方文明最本质的经济特征形成，也属于人类文明进程中值得传之久远的思想观念之列。中世纪城市工商业活动与农业活动不一样，活动者的身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都有上升的机会，是人们可以通过努力而致富，因此城市被认为是“希望之地”。[2]55一无所有的穷人，可以靠个人的才智与进取心在短时间内进入致富行列。因此在中世纪城市里，许多传统观念逐渐改变，新的经济理念得以形成。
    商品货币观念和商业精神。这是城市工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最基本的观念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即温饱问题，是“谋食”，[1]6生产的物品只要满足需要即可，而不必衡量它的价值。而城市工商业的基础是物品的交换，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物品交换，亦即商品交换。于是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各种有用物品都可用货币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转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自由地换取其他商品。因此，获取货币便成了获得更多有用物品的途径，也成了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这种商品货币意识渗透的结果，是各种活动的商业化，各种物品的商品化。为了得到货币，贵族们甘愿放下“尊贵”身价而从事商业活动或商品化产业活动。英国的中小贵族因为从事工商业而成为“新贵族”。一向保守、商人逆变为贵族的法国，也有波尔多的地主贵族经营着商品化的葡萄园，图卢兹的贵族投资附近的商业化农业之类现象。[3]积累财富的快捷途径是商业。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人的作用日渐被认识，商人也为改善自我形象做出了各种努力。社会各阶层出于各种需要，不得不与商业发生联系，对商人有一定程度依赖，因此开始改变以往的轻商贱商观念，重新审视和评价商业和商人。于是，商业从经济边缘走到了中心，西欧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商人在社会经济运转中成为关键角色。
    市场意识和进取精神。工商业者生产或经营的产品，不是用于自身消费，而是拿来与他人交换的，需要有市场。这就培养了市场意识，就是说，每进行一种新的产品生产或经营，应该看有没有销售市场。反过来，了解到市场需要什么，就可以去生产或经营什么。进一步，还可以引领市场追求，创造市场需求，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于是，开拓市场也就成了工商业者生产经营的头等大事。开拓市场有纵深和横扩两大方面。纵深是指不断提升已有市场的消费需求档次，横扩则指不断扩大消费者体量，包括扩大本土消费人群，也包括将市场向海外扩张。这就需要进取冒险精神，敢于闯入陌生的世界。近代西欧的殖民扩张，终极目的就是将产品市场从欧洲扩至世界；而扩张的源头正是城市工商业对市场的需求。
    理性计值意识。商业以及商品经济的本质是牟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在价格被行会控制的城市工商业活动中，怎样计算成本、扩大利润，逐渐成为工商业者的基本技能，这就是理性计值。反映市民理性计值意识增强的最典型现象是借贷（收支）复式记账法的出现和流行。以谋食为特点的传统农本经济是基本不记账的，最多只作出年成支出计划而已。早期工商业活动中的账目是流水账，即在一本账上按时间顺序记录每天的收支，只查看最后余额。而在复式记账法里，每笔账目借贷两记，收支两条线非常清晰，这就极其方便于成本核算，促进合理的生产或经营，最终达到单位产值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之目的。以复式记账法为代表的系统记账，还有利于记清每一笔交易，特别是赊账交易，从而发展一定信用关系；也有利于向客户展示诚实和坦荡，有利于发展合伙关系；还有利于雇请代理人，发展和扩大业务范围。复式记账法14世纪初已在热那亚运用，可能在更早时候出现在托斯坎纳。[4]425以复式记账法为代表的理性计值，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早在18世纪就有人认为，复式记账有利于“所有的买卖人，所有希望保持和增加积蓄的人，所有渴望致富的人，所有渴望变聪明的人”。[5]
    新的财富观和消费观。在早期基督教价值观那里，财富只是维持“生存”的手段，生产只是为了过上基本生活；一定的财产可保证基本生活，但强调财产权则容易导致自私。城市工商业活动促使人们改变财富观。尤其当商人们致富后大量购买土地，提高了社会地位；他们向教会大量捐赠来证明收益的正当，得到了社会认同；他们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获得了社会赞誉。这一切行为都须以积聚财富为前提，因此追求财富不再为社会所鄙视。新的财富追求观念，是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兴起的重要驱动力。与此相联系，市民通过工商业致富后，也将所获财富部分地用于改善生活；他们大胆的消费实践，似乎也未被上帝惩处。于是生活要求和生活标准逐步提高，新的消费观念逐渐形成。追求消费会较快地耗散资源和财富，但它更能刺激生产，还能创造对新消费品种的需求，这正是生产发展和创新的原动力之一。也就是说，消费社会的形成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市场前提。“消费革命”的发生，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①
    新的时间观念。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里，不要求对时间有精确的掌握。随着中世纪城市发展和工商业活动的进行，人们的劳动和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活动增多，白昼和夜晚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人们对时间逐渐有了更精确的利用和把握。城市工商业活动也具备了精确计算时间的条件。城市钟楼悬挂的时钟，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时钟的敲击声催人奋进，告知人们要珍惜时间，合理地安排和使用时间，并用时间来规约自己的行为与活动。对时间的精确把握是人类走向近代文明生活的重要特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