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是明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之一。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是晚明诡谲多变政局中的要角，而且还由于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具有多方面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尤令人惊叹和不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大官僚、大文人和大科学家，居然也同样是一个信仰十分虔诚、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献身于上帝的基督徒。我们认为，这应与其长时间地与来华欧洲教士接触和交往有重要关系。据考，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初识郭居静始，至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病逝，其间近40年，与其接触交往的欧西教士多达20余人。其中有多人与其朝夕相处，交往甚深，如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等。①而利玛窦则是诸人之中交往最深者，也是对徐氏一生影响最大的欧洲人。以往有诸多中西前辈学者和当下时贤对徐、利之交往进行过较深的探讨。中国学者如徐宗泽、席泽宗、方豪、罗光、梁家勉、胡道静、朱维铮、郭熹微、古伟瀛、李天纲等，国外学者则有裴德生、谢和耐(Jacques Gemet)、邓恩(George H.Dunne)、卜正民(Timothy Brook)、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余蓓荷(Monica Ubelhor)、Gregory Blue、Joseph de la Serviere及日人安部力等。徐秋鑫先生和孙尚杨先生甚至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及《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专书研究。可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已具备深度。然我们手头仍有几份中西文献资料，上述研究并无采撷，故史实尚有缺憾。因此，本文拟系统钩沉徐光启与利玛窦西学交游之实况，并借此分析西学交游对于徐光启完成身份角色转变、构建西学知识体系、深化神学修养体验以及形成相关著述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疏漏与外行之处，尚望方家批评。
    一、徐、利二人之交往
    (一)相闻与相见(1599-1603)
    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光启首次听闻利玛窦之名。据晚清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述：徐光启“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特来南京问道”②。而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则称：
    昔游岭嵩则尝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③
    正如徐光启自述，其首次接触西学，乃1595年客居岭南时瞻仰天主圣像一事。至于真正知晓西人利玛窦，待到“已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之后。检视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早期刊刻、流转、收藏过程可知，自1584年至1600年约有四种版本。一为1584年肇庆知府王泮之肇庆刊印本；二为1595-1598年间应天巡抚赵可怀苏州摹刻本；三为1599年改任湖广参政王泮之南京修订本；四即1600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南京刻印本。其中第一、三种主要流转于达官贵人、文人士子的私相授受中，第二、四种流播较为广泛。④徐光启很难识见肇庆刊印本及南京修订本，而相对容易看到流转广泛的第二、四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因是之故，徐坦言“见赵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由此可知，萧若瑟所谓“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当为赏析赵可怀版世界地图一事。至1600年再次寓目吴中明版舆图，前后已然两次闻听利玛窦之名了。
    至于萧若瑟所谓“南京问道”，时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据晚明来华教士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禅学、玄学及三教等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事，竟无着落，心终不安。万历庚子，至南都见利子，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梦，如见圆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盖天主预启以三位一体、降生妙义。⑤
    其时西人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亦称：
    庚子(1600)，再入南都，知利玛窦先生来自大西，传天主教，因往候，略闻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识何解，大以为异。⑥
    此事在利玛窦1605年的信中也有记录：
    他(徐光启)曾向我说，他在南京和我会面，仅仅听见我讲恭敬唯一的天主，他回家忽然得一梦。梦中看见一座大庙，其中有三间小圣堂，在第一圣堂中间有一老人像，有人说这是天主圣父，在第二间圣堂中又见一像，有人说这是天主圣子。在第三间圣堂中，则无所见。⑦
    李杕《徐文定公行实》：
    庚子抵白下，遇利子玛窦。……逮闻利子言天地有主宰，万物不能生。人间祸福，皆一主宰掌握。人负气以活，具形体，秉灵性，形必归灰，而灵性永无泯灭。善其生则获祜，恶其生则罹殃，失毫谬千，攸关重要。公恍然，为之低徊久之。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