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经济方式在城市诞生
    许多近代经济方式和经营方式是在中世纪城市里产生的。早在13世纪，就发生了所谓“商业革命”，其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信用与汇票制度，即商人不再随货物而行，货物有专门的运输公司承运，并在货物到达地完成交割。交易结算工作另有专门的信使负责送达汇票，现存最早的汇票是14世纪前期的。[4]418商人坐在自己城市的家里，完成了商品的买卖交易。其二，12世纪末，中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和托斯坎纳的锡耶纳、卢卡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最早的钱币兑换商，13世纪这些兑换商演变成为初期的银行家；早期银行是为银行家自己的商业贸易活动服务的，主要与东方尤其是“罗马尼亚”的贸易相联系；[7]146-147同时，其吸纳闲散资金、贷款给工商实业或消费主体的现代银行功能也已具备。接受贷款的人，上至国王和贵族，下至普通市民及农民。[7]152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银行就是近代商业银行的前身。第三，保险业也在13、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出现，它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最后，公司也是中世纪城市商业的产物。意大利城市的公司不计其数，著名的佛罗伦萨巴尔迪公司、佩鲁奇公司是突出代表。它们多为家族公司，在西欧许多重要城市设有分理处或代办处。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英国，14、15世纪也先后出现两家著名的对外贸易公司，即羊毛出口商公司和专事呢绒出口的“商人冒险家”公司。这两家获有专卖权的垄断性公司是规约公司，即公司本身并非法人，而是自然人商人的集合体，有专门的特许状或章程来保护和规范成员们的商业活动，但生意还是每个商人各做各的。这种规约公司虽非近代企业，但最早的现代股份公司就是16世纪后期由它们转化而来的。
    城市新经济方式诞生的最高表现，是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主要是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即纯粹的手工业者通过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工人数，从而成为商人资本家。这条道路具有革命性意义，但却是一条非常缓慢的道路，因为手工业行会实施各种限制规定，制约了手工业者出身的资本家的成长。另一条道路是“商人直接控制生产”，变成了资本家，直接雇用手工业者，控制了与其经营产品相关的手工业部门。这条道路不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因为商人资本家不会对革新生产技术感兴趣，但却是西欧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主要道路。早期的城市资本主义生产一般是两种组织形式。一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即所谓“家内制”、“外放制”或“委托制”。在这种形式下，商人资本家将自己购买来的原材料外放（委托）给工人，各生产工序分散在工人家里进行，工人们按期将生产好的产品交给商人，商人按照产品数量付给工人工资。二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即指一种产品的所有手工生产工序都集中在一个工厂里面，雇用工人做日工，付出计时工资。
    尽管中世纪农村也很早就出现了使用雇工劳动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富农”，但那只是零星现象，而且在时间上也晚于城市。地中海沿岸城市，佛兰德尔的毛纺业城市，甚至较为落后的英国城市，都已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意大利是中世纪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萌芽的地方。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常为人们引用：“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萌芽。”[8]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主要指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从生产部门看，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在毛纺业、丝织业中，上述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都有。被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之典型的佛罗伦萨毛纺工场，实际上多兼有这两种形式，并且以第一种为主。羊毛从国外运来后，由梳毛工人集中在作坊主工场内进行梳洗整理分类。其后，纺纱交给郊区或农村的家庭妇女们完成。在作坊主和纺纱女工之间，有专门掮客起中介作用。他们分发羊毛，收集毛纱，按件付给女工工资。14世纪黑死病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就有商人上门送羊毛、收毛纱的描述。毛纱又转交给织布工，由他们在自己家里用自备的织机织成粗呢。尔后这些粗呢再交给漂洗工，他们的漂洗作坊一般都设在郊外溪流上。生产过程的最后几道工序，如染色、剪整、压光等，大部分由独立工匠在自己小作坊中完成。呢绒最后交回作坊主。如一个合伙的毛纺工场，其账本上记载了在各个生产工序中支付给承包者的工钱，包括羊毛梳理、纺纱、染色、漂洗、织布、修整等。[9]佛罗伦萨的毛纺工场共约200来个。
    英国可能早在13世纪后期就诞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时兰切斯特市议员亨利·霍西尔将自己织染的布分发给他人漂洗，收回后再由自己到集市上销售。[10]53714世纪中期，布里斯托尔的布兰克特常被当作小工场主的代表。该市发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他以及别的人不得在家中安放织机，雇用织工工作。14世纪末，英国某些工场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有些呢绒制造者交验的呢绒达1000匹以上。[11]虽然后来英国资本主义关系主要在乡村工业和农业中成长，但就时间来看，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应该更早。16世纪的一首歌谣，唱颂该世纪初纽伯里城呢绒制造商约翰·温奇库姆的呢绒工场里，有1000多人在工作，梳毛、纺纱、织呢、浆洗、修剪、染色、扦制等重要工序一应俱全。呢绒制造商托马斯·多尔曼，威廉·斯顿普，以及拉文翰的斯普林家族，都是这类大型呢绒工场的老板，动辄雇佣上千工人。[12]
    佛兰德尔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早于英国。佛兰德尔毛纺业发达，但原料羊毛主要由商人进口，因此他们较容易介入毛纺业生产，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关系萌芽。这和意大利佛罗伦萨毛纺业情况相似。所以，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尔）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13]商人通过包买制度，供给手工业者原料，收购他们的产品；或将贫苦的手工业者集中到自己的工场里生产。早在13世纪中期，杜埃就有150个呢绒商，每人都雇用100人左右。[14]这个世纪后期，该城一个毛纺织业主琼·博伊纳·布洛克，既拥有一个工场，雇用了许多工人；又将一些工序交给外面独立的手工业者做，按件付工资，收回成品。[10]536这些手工业者看起来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成了商人资本家雇用的外放制工人。不过，他从商人那里领取工资后，还要付给自己作坊里帮工的工资。
    至于资本主义萌芽能否在城市里顺利成长，则要依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不过，由于城市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必定为新生产关系的成长准备了较为充分的资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