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推进与“完善”
    1957年2月，岸信介接替短命的石桥内阁上台执政（1957年2月-1960年7月），开始“以现职首相和前首相的身份位居‘台湾帮’之首”(23)。在岸信介看来，当年吉田内阁签订《日台和约》仅完成了“两个中国”政策的一半--处理了日台关系问题，而另一半--解决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要由本届政府来完成。于是，岸内阁推行了路径矛盾但目的一致的“两个中国”政策，即一面公开推行以台湾当局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一面又暗中支持台湾当局要求取缔在日的“台独”活动。这种以重新染指台湾为最终目的的做法，将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样不能得逞。
    首先，公开推行以台湾当局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岸信介早在上台前的1954年11月26日就公开对美国驻日外交官说：“日本不想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希望在联合国或在自由世界中以某种形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政策一旦形成，并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中共将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两个中国’政策。”(24) 时至组阁前后，他一面宣称“日本在同国民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已在大陆建立起安定政权”(25)，一面欲借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署，在日本国内造成既有台湾当局“官方”贸易机构存在，又有中国政府准官方贸易机构并存的“两个中国”局面。然而，岸内阁显然低估了美国政府一直秉持的与“两个中国”政策相左的“亲蒋反共”立场，也显然低估了台湾当局抵制“两个中国”政策的坚决态度，更显然低估了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坚定决心和意志。随着各方尤其中国政府对其“两个中国”阴谋的揭露，感到图谋难以得逞的岸信介内阁对签署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态度迅速由“支持”转为破坏，于是发生了震惊一时的“长崎国旗事件”。
    岸内阁借签署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破产后，又试图通过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将美国拉上“两个中国”政策轨道。1958年10月14日，访问美国的岸信介对NBC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台湾和南朝鲜被共产主义势力所夺取……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韩国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26) 于是，日美两国政府在1960年1月14日强行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6月19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新条约之“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立场。2月26日，岸信介在众议院阐述政府“统一见解”时诠释说：“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27) 台湾自此被纳入日美安保“防卫”范围，暴露出岸信介等“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妄想借助美国的支持，再次吞并我国领土台湾的”(28)。
    其次，在暗中支持以“台独”势力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岸信介成为“台湾帮”鼻祖，并非完全出于对蒋介石“感恩”和具有共同的反共意识，而是希望台湾重新回到日本手里。“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在一次演讲中，就披露了岸信介希望台湾早日“独立”的心声。他回忆说：“每次岸信介遇到我时，总是对我说：‘黄君，台湾什么时候独立？怎么不快一点？’”(29) 经常把向蒋介石“报恩”挂在嘴上的岸信介，居然向蒋介石当局正在通缉的“台独”组织头目黄昭堂说出这样一番话，致使这位“台独”大佬震惊之余不禁恍然大悟道：“表面上支持国民党的岸信介，遇到我却说这样的话……事实上他是支持台湾独立的。”(30) 岸信介直至晚年，也未曾忘记重新染指台湾。据出任过李登辉“外交智囊”的许介鳞披露，岸信介曾向李登辉密授过两条机宜，“一是用人口占多数的台湾人，二是把台湾建设成为‘王道乐土’”(31)。前者系基于“台湾人不急于回归大陆”、“台湾人喜欢日本人”(32) 之误判；后者是欲弥补当年未能把“满洲国”建设成为日本的“王道乐土”之“遗憾”。其实，无论当年“台湾帮”的鼻祖岸信介及其帮内同辈，还是今天置身于“台湾帮”的新生代右翼政客，他们“亲台”是假，“亲台”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将台湾重新纳入日本殖民版图。恰如当年《人民日报》社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岸信介政府在制造‘两个中国’方面也还有自己的打算，它一贯地包庇和扶持所谓‘台湾独立同盟’的廖文毅集团”(33)，“制造‘台湾复归日本’舆论，充分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34)
    岸信介政府被日本人民推翻后，池田勇人上台组阁（1960年7月-1964年11月）。池田内阁不但着手调整前政府露骨的“亲美反华”政策，而且将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层次推进到“半官半民”往来阶段，甚至给人有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印象。池田政府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但与鸠山内阁一样，其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以“两个中国”为前提的。池田内阁与岸内阁的最大区别在于，岸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而池田政府为实现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暂时采取了“政治消极，经济积极”的对华外交姿态，企图既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捞取政治资本，又与中国大陆进行充分贸易获取经济利益，不但没有触动吉田茂最初确立的“政经分离”原则，而且暗中“完善”了前几届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以便伺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池田上台后不到半年即1960年12月19日，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中国问题分委员会主席松本俊一就提出了重新研究“两个中国问题”的提案，表明池田政府开始重新研究“两个中国”政策。(35) 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到的解密档案，就清楚地记录了池田内阁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由外务省亚洲局制订的《中国问题》文件明确记载，1961年小坂善太郎外相访美时，曾带去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意在表明自由阵营应从维护远东安全保障和尊重台湾民族自决原则出发，把台湾从大陆切割出来。换言之，就是以实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为目标，由美国施压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自此，我国政府便暗中渴望实现这一解决方式，并摸索这种机会。”(36) 这份文件将池田内阁借“美国施压”制造“一中一台”之图谋和盘托出。另一份解密档案即由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研拟的《关于国民政府的对策》报告，不但建议台湾当局将“放弃大陆的主权，在台湾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作为长远目标”，而且就如何促成“两个中国”格局拿出了具体对策，即“联合国成员国中多数国家持‘两个中国’观点，应利用这种观点向台湾施压”，以促使台湾当局反省其地位。但为了不“累及自身”，日本与两岸不要“交往过密”，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中共最讨厌‘两个中国’的做法”，“而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实现‘两个中国’格局”(37)。这份文件又将池田内阁借“联合国成员国”“施压”以“实现‘两个中国’格局”的图谋暴露无遗。2000年5月即外交档案解密时，面对这些白纸黑字的解密档案文件，就连右翼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不得不承认：“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年代日本外交看似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实际上日本倾向于只要能维持台湾的国联席位，中国也可以加入的‘两个中国论’。然而由于台湾和中国都予以拒绝……而‘败北’。”(38) 而20世纪60年代前半段，正是池田内阁执政时期。犹有甚者，池田内阁还以党和政府文件的形式“完善”其“两个中国”政策。1963年3月26日制订的《日本自民党关于中国问题的统一见解》明确提出：“我党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与国民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同中共本着政经分离的原则，谋求发展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所持“一个中国”立场，即“视中共为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并准备与其缔结和平条约，恢复邦交，同时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的做法，“我党是不赞成的”(39)。日本外务省在1964年3月5日制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见解》也明确表示：日本“要在同国民政府之间继续维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同时，同中国大陆之间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维持以贸易为核心的事实上的关系”(40)。为确保上述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池田首相还亲自出面教导说：“要逐步说服最大的反中共国家美国，并根据其意向的变化继续努力创造出一个新的国际形势。日本最终必须承认中共。”(41) 池田所谓“说服”美国，旨在让美国放弃既定的“亲蒋反共”立场而与日本一道奉行“两个中国”政策；其所谓“创造出一个新的国际形势”，旨在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两个中国”局面形成的国际形势；其所谓“最终必须承认中共”，旨在“承认”台湾当局的前提下承认大陆政权。对池田内阁奉行和“完善”“两个中国”政策的行径，不但中国政府阐明了反对立场，指出“池田勇人对吉田茂、岸信介之流的阴谋勾当，正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的”(42)，台湾当局也表明了反对态度，揭露“日本政治家正在策划采取‘两个中国’政策解决中国问题”(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