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竟搬出当年吉田政府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作依据，表示不赞同中方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主张，(63) 企图借中日复交之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经中方严肃斗争，特别在大平外相郑重承诺日本政府“今后既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决不考虑支援‘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有任何野心”的基础上，两国签署了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该条款不仅明确了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事实，而且“充分理解和尊重”即承认了中方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双方对此应不生歧义。然而，自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国内却不断有右翼官僚政客继续秉持“两个中国”想法恶意解读“理解和尊重”一词。1993年8月15日，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不无感慨和感激地撰文道：“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主张，日本回避‘承认’，而止步于‘理解、尊重’……从中不难看出先辈们想为后代的我们留下自由行动的余地之良苦用心。”(64) 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国会答辩时亦公然宣称：日本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只表示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台湾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65) 时至世纪之交，更有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公开叫嚣：“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努力促进这一过程”(66)。从高岛、冈崎、加藤、石原等右翼官僚政客的上述言行不难看出，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的负面影响之深远。这也是导致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发展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3.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的“分裂中国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威胁。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在中日复交后不仅被少数右翼官僚政客所继承，继续干扰和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出人意料地被日本右翼知识精英发展成为“分裂中国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威胁。例如，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校长、教授中岛岭雄基于统一的中国和太大的中国对日本都不利之误判，抛出所谓中国“三块论”，即主张中国应分裂成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国家”，认为这样就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了。为此，中岛建议今后“将台湾纳入日本外交中来”(67)，建议日本政府继续奉行复交前的“两个中国”政策，以确保“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目标的最终实现。日本前驻泰国大使、日本智库冈崎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家冈崎久彦则抛出“台湾分离论”，他在2002年8月于台北召开的“美日台三边战略对话”会议上提出：美国不应一再重申空洞的“一个中国”政策，也不该再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中美两国应在因台湾问题走向冲突之前构想出一个“替代性政策”，以代替难以持久的“维持台海现状”政策；希望中国能在“问题恶化之前”想出一个“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台湾分离问题”(68) 的办法。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替代性政策”和办法才能“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台湾分离问题”呢？看看冈崎在2008年出版的《台湾问题就是日本问题》一书就清楚了。他在书中不但粗暴地将邻国的内政问题视为日本问题，不但向“台独”分子献计献策，还公然向中国兜售所谓“台湾三策”（后补充为“四策”），将日本右翼势力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图谋和盘托出。其“上策”是“中国率先承认‘台湾独立’”；其“中策”是“中国率先成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国”；其“下策”是暂时“维持现状”；其“下下策”是中国实施“武力攻击”(69)。冈崎不仅希望中美冲突带来“台湾分离”即“两个中国”的结局，而且盼望中国“连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包括全部的老本都一起赔上”(70)。此外，还有司马辽太郎的中国“六块论”、江口克彦的中国“七块论”、宫崎正弘的中国“十六块论”等形形色色的“分裂中国论”出笼。
    中岛、冈崎之流的上述言行表明，当年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不但迄今阴魂未散，而且被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继承和发展为更加阴险的“分裂中国论”。这一政策渗透到日本民间并产生如此深远的负面影响，当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中岛岭雄之辈的“分裂中国论”不仅由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发展而来，而且与战前福泽谕吉之流的“支那分割论”一脉相承；第二，如果说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为当年“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进行分裂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空间，那么中岛岭雄之辈的“分裂中国论”则为今天台湾岛内外的“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第三，作为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中岛岭雄之辈的形形色色的分裂中国“构想”和“方案”，绝非个别右翼知识精英一时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而是有日本右翼政要在背后鼓励和支持，有右翼财团暗中提供研究经费的共同作业行为和集体“研究成果”。在“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内外勾结的新形势下，关注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与复交后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炮制的“分裂中国论”的内在联系，当有警示意义。
    注释：
    ① 欧美学术界涉及该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劳治·丁格曼：《吉田书简的起源》，《国际政治》1975年第53号；安东尼·法约拉：《日台关系在发展》，《华盛顿邮报》2006年3月24日；杰拉尔德·卡迪斯：《日美中三角关系是靠不住的》，《东京新闻》1999年6月7日；理查德·费恩：《麦克阿瑟与吉田茂》，同文书院1993年版等。日本学术界涉及该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川岛真等：《日台关系史（1945-2008）》，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本泽二郎：《台湾帮》，数据屋出版社1998年版；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原书房1988年版；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神田丰隆：《佐藤内阁与“两个中国”--对中·对台湾政策的均衡摸索》，《国际关系论研究》2004年第21号等。
    ② 我国台湾方面个案研究和间接论及该问题主要论著有，黄自进：《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以“中日和约”为例的探讨》，《近代中国》2002年4月号；何思慎：《日本的一个中国政策发展》，《台湾主权论述论文集》下册，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联合报社1960年版；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中日关系研究会1984年版等。国内大陆方面个案研究和间接论及该问题的代表性论著有，武向平：《“吉田书简”与战后初期日本对华政策》，《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翟新：《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安成日：《论佐藤荣作上台前后对华政策的演变》，《日本学刊》1998年第2期；蔡亮：《“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日本研究》2009年第2期；陈奉林：《战后日台关系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