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升级与破产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接替身患重病的池田勇人上台组阁（1964年11月-1972年7月）。他在上台前发表过一系列改善中日关系的言论，一度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寄予希望。然而，他一旦上台并站稳脚跟，便秉承吉田茂等前首相的外交政策，将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升级并推向巅峰。
    佐藤在1964年11月10日即组阁翌日的记者会上公开宣称：“中国本身是两个政权，中国说是一个。从外国来看就不是一个，难道不可以说中国是两个吗？”(44) 不久他又表示：“中国也重要，国府（即国民党政府--作者注）也重要……但不能进一步用中国代替国府。”(45) 1967年9月7日佐藤访台，表示要使日台“谅解和友谊”“更为密切”(46)，结果翌日就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袭击中国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事件，打伤中方工作人员和常驻记者。1969年11月2日，日美两国发表《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公然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素。”(47) 佐藤还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称，在台湾遭到武力进攻时，将会迅速与美国就美军“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地区作为战斗作战行动的发动基地”一事进行“事前磋商”(48)。1971年10月，由美农部亮吉带给周恩来的具有“政府书简”性质的“保利书简”，不但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的“唯一”二字，而且狡黠地宣称“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49)，明显在“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50)。10月2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第26届联大上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发言说：“应考虑有两个政府隔台湾海峡相互对峙这一事实……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来判断这个问题的现状”，“单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是无视现实”(51)。这是日本政府在无法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情况下试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最后挣扎，当然不能得逞。当“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周书楷退出联大会场时，爱知外相竟追出来要求与之握手，并站在走廊的地毯上目送其远去，久久不能离开。这一幕既反映出佐藤政府对制造“两个中国”失败的无奈，也反映出日本右翼政客“台湾情结”的浓重。直至1972年2月1日，佐藤首相还在国会发表反华演说称：“一旦北京政府与国府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我国也不能隔岸观火。”(52) 佐藤荣作在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情况下还如此执迷不悟，是因为他与胞兄岸信介都“是日本‘台湾帮’的代表人物，是祖师爷式的人物，与蒋介石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关系”(53)。正是在佐藤内阁的纵容下，日本右翼分子才敢接二连三到中国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门前制造事端；而以日本为大本营的“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等，才能够从容地向台湾岛内派出骨干分子大搞分裂活动。
    佐藤内阁将“两个中国”政策推向巅峰，还表现在对“台独”活动的支持上。关于这方面的行径，仅从首份“台独”宣言公知于众的经过便可略见一斑。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彭明敏与其两名学生炮制的“台独”宣言--“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尚未来得及散发，就被台湾当局查抄并严格限制外泄。后来所以外泄为世人所知，完全是‘日本外务省官员’暗中运作的结果。据彭明敏回忆：“有一份传单入某民意代表手里，他把一份复本送给一位日本在‘台北大使馆’的‘外交官’。这份复本又送到东京，据说就保存在日本外务省的保险柜里。以后，我被释放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即将宣言出示给在东京的朋友们，于此，宣言全文便在日本印行出来。”(54) 从这份“台独”宣言外泄的经过，即由日本驻台“外交官”亲自送到东京并保存于外务省的保险柜里，后又由日本外务省官员出示给在日“台独”分子许世楷一伙，便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对“台独”的态度。正如日本学者白西紳一郎在批判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行径时所指出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的动向不是孤立的，这是我国统治层趁日中邦交恢复之机以‘统治台湾永久化’为目标的一系列活动的一环。”(55)
    至此，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由佐藤内阁推向巅峰，当然也随着1972年佐藤内阁垮台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宣告破产。
    四、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影响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至少产生了以下三方面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为“台独”势力坐大，尤其以日本为大本营从事分裂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从破获由原驻台日军主战派和台湾少数亲日士绅策划的首个“台独”案件起，蒋介石当局始终对“台独”组织及其活动坚决取缔、严厉打击，致使“台独”分子难以在岛内立足而纷纷逃往海外。战后日本政府一贯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特别是以岸信介等右翼政客为靠山的日本右翼势力对逃往日本的“台独”分子给予热情接纳和持续支持，(56) 致使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台独”势力坐大的温床。这期间，仅总部设在日本的主要“台独”组织就有：1947年4月成立的以吴振南为首的“台湾住民投票促进会”；1947年5月成立的以林白堂为首的“台湾民主独立联盟”；1950年5月成立的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2月成立的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65年9月成立的以王育德为首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1967年6月成立的以史明为首的“独立台湾会”，等等。这些“台独”组织不仅都成立于日本，而且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属于“皇民化台独”。以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例，其“国旗”设计成日本太阳旗右侧附一轮新月，以示与“大日本帝国”的主从关系；其“纪年”不用中国年号也不用公历，而采用“昭和”年号；其“机构”名称和“官职”称谓仿照日本称“省”或“大统领”；其成员每逢集会说日本话、唱日本歌等，一派“皇民”嘴脸。在日“台独”活动如此猖獗，日本政府难辞其咎。
    当然，对日本政府奉行“两个中国”政策而提供的宽松政治活动空间，“台独”分子心领神会、感激不已。廖文毅的侄子、“台独”分子廖史豪曾不无感激地说：“当时日本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很了解我们的心情，同情我们的主张。在日本大使馆的暗中协助下，我们很顺利地和日本‘台独大本营’通信。”(57)“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也不无得意地说：“日本方面对‘台独联盟’成员从未有压迫动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湾早日‘独立’，因为如此比较合乎两国利益。”(58) 由此不难看出，在“台独”势力坐大尤其以日本为大本营猖狂活动的背后，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至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如此直接、间接支持“台独”的动力背景，周恩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希望台湾“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59) 而日本右翼分子亦对此供认不讳。1954年末，日本驻美大使馆二等书记官须磨未千秋曾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袒露心声说：“我们日本人对失去台湾实感遗憾”，我们对台湾有“亲近感”(60)。1957年一外务省官员就政府默许“台独”分子在日本活动的原因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61) 还有右翼分子露骨地对某“台独”分子表示：“独立成功了，台湾的铁道让给我们经营就行了！”(62)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2.直接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深远影响了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日复交提供了可能。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主客观因素固然很多，但推行“亲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和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日本当局人为设置《旧金山和约》、《日台和约》等障碍，却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旧金山和约》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所谓“法理”依据，《日台和约》又用“限定承认”方式为日本政府日后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留下回旋余地，致使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不得不为排除这些障碍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从而导致中日两国无法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