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冬十月，粟特与突厥混血儿，身兼唐之平卢、范阳、河东等三道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23），自是，大唐帝国骤然由辉煌盛世的顶峰跌向幽暗的乱世深谷。由于唐之精兵劲旅皆在四方边镇而内无武备，判军一路势如破竹，渡河陷洛阳，唐朝册拜的第一任讨叛主将高仙芝退守潼关，以固促京畿，但却为唐廷视为怯敌，下诏斩之，不惜抽空陇右、河西防蕃兵力，调哥舒翰为继任讨叛主将，哥舒翰初亦坚持固守潼关战略，却又为唐廷接连促战，次岁（天宝十五载，756）唐军被迫出关决战，大败，哥舒翰被俘，叛军进陷长安，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中道别奔灵武，依托那里实力尚保存完好的朔方军，七月为群下推立，是为肃宗，改元至德，下诏四方发师勤王，不惜放弃边陲领土，全力平叛，“八月，帝右灵武，回纥首领、吐蕃酋长相继而至，并请和亲，兼之讨贼”（24）。这时吐蕃已乘哥舒翰统兵东去平叛，边备空虚的有利时机，侵占了唐之陇右道的几乎全部领疆；回纥则始终与唐各守封疆，秋毫无犯；因而唐朝决心拒吐蕃而借兵回纥，“九月，封故王弟男承受为敦煌王，使回纥，仍令仆固怀恩送至回纥部落，请和亲”（25），所遣敦煌王李承乃唐之宗室，仆固怀恩则乃朔方副将，本出铁勒族仆固部，即乙李拔啜之子，其语言、风俗皆同于回纥，故任为和亲专使，《新唐书》奏一○二记“帝诏敦煌郡王承与之约，而令仆固怀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遣渠领来请和亲。帝欲固其心，即封虏女为毗伽公主。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会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可见和亲在这次借兵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实，这段记载还遗漏了一个重大史实。参稽其它记载可知，此行不但李承娶可敦妹为妻，而且仆固怀恩还嫁女于葛勒可汗次子移地健，即后世之牟羽可汗。历史的演变表明，后者的重要意义更胜于前者。本来，葛勒可汗已亲统兵援唐，然有迹象表明黠戛斯乘势侵轶，西疆不稳，乃自统兵西征，别遣兵援唐，而先后出师三次。
    第一批援唐军由葛罗支（一作葛逻支）统率，“先以二千骑掩至范阳城下”（26），直接威慑叛军后方，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上唐军面临的压力。至德元载（756）十一月这支回纥精骑又“自北投朔方节度郭子仪，与回纥破同罗贼三千于河上，尽收其器械、驼马，辎重，旗幡等”（27），十二月“回纥至带汗谷，与郭子仪军合。辛酉，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子仪还军洛阳。”（28）这两则史料所叙应为一事，而一作十一月，一作十二月，歼敌人数一作三千，一作三万。以我判断，此役似始于十一月而终于十二月，歼敌以三千为可信。故至德二载（757）“正月，回纥大首领葛逻支将军来朝，耻在武臣之下。他日，帝亲引上殿，赐食并赐赉，慰其意而遣之”（29），这说明肃宗馈赠了葛罗支大批金宝，以为参战破敌的报酬。则第一批援唐军大约自至德元载（756）十月一直战斗到二载（757）正月。
    第二批援唐军由葛勒可汗长子叶护太子统领，兵马更多。至德二载（757）四月唐军为叛军将领安守忠大败于清渠北，不得不再次北上求援，“乃遣中官窦汉使于回纥，令其发兵”（30），回纥很快作出反应，“六月丁酉，回纥首领，大将军多揽等十五人入朝。赐食、衣物有差”（31）。闰八月，唐朝以广平王（即后世之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平叛。九月戊寅（初三日，10月20日）加承开府仪同三司，拜宗正卿，纳回纥公主为妃。与承自回纥迎亲返回的同时，叶护太子亦已统回纥精骑四千如约入唐，受到隆重礼遇。“帝亲宴慰，赐以金帛器物，恣其所欲。”（32）“又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33）。接着回纥大首领13人又从叶护至挟风会见郭子仪，然后出师。尽管当时唐朝物资筹集已非常困难，仍然为回纥援军提供了特殊优待，“其军日给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石”（34）。而且有迹象表明，此次借兵，唐与回纥间已署有密约：“初，上欲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35）。为了保住李氏家族的宗庙、社稷，竟不惜听任回纥劫掠境内臣民、财富，充分体现了东方专制君主视国产为家产，视人民为臣妾的自私、残暴特性。十五日庚子（11月7日）诸军齐发，总兵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与叛军主力决战于香积寺。唐朝以李嗣业所统镇西、北庭行营为前军；郭子仪朔方兵为中军；王思礼关内兵为后军；“贼伏精骑于阵东，欲袭官军之后”（36），为唐侦谍所觇，“元帅广平王分回纥锐卒，剪其理军，贼知伏师败，气索。回纥又趋大营之背，与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合势，表里夹战，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涧而死者十二三，贼军大溃，余军入城中，嚣声夜不止。”（37）于是进克长安。“癸卯（廿八日，11月14日）元帅广平王整军容入长安，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水而东”（38）。本来，此战结束后回纥即要求践约，入城劫掠。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亲拜于叶护太子马前恳请：“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39）叶护居然对此作出了重大政治让步，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回纥兵交由仆固怀恩协同节度，则又兆示着这位结姻于可汗家族的唐朝蕃将似乎对于促使回纥作出这一让步也起了某种特殊作用。
    由于回纥的参战，唐朝不仅迅速收复了首都长安，而且进克东部洛阳。十月十八日壬戊（11月3日）广平王率各路大军入东京，不能不兑现密约中的许诺。于是回纥纵兵大掠，而“意犹未厌，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可见回纥的虏掠还是有节制的，以故洛阳虽遭洗劫，毕竟损失不象日后牟羽可汗再入东京那样惨重，总算叶护太子对唐采取的一种友好姿态。至德二载（757）十月廿九日癸酉（11月14日）“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40）唐朝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毕竟保住了李氏社稷、宗庙，回纥对此确有再造之功。为酬此劳，唐朝许诺每年向回纥输绢二万匹，至朔方支取，垂为定制，并颁诏授叶护太子为司空，封忠义王。《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收有《回纥叶护司空封忠义王制》，而题为至德六年十一月，显然有误，应依《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作至德二年十一月，“六年”乃“二年”传抄之讹。制曰：
    功济艰难，志存邦国，万里绝域，一直同心，求之今古，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凛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藩之长。属凶丑乱常，中原未静，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父子之军，奋其智谋，讨彼凶逆，一鼓作气，百万摧锋，三旬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精冠风云，蒙犯曾不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固可昊之日月，传诸子孙。岂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赏。夫位之荣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君高。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岁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值得注意的是，此制遣字用词已大异于前此致藩国首领的同类诏书。虽然授叶护太子诸荣誉爵位，官号时仍沿用“封”字，但提及岁输时已改用“送”字，以取代唐朝惯用的“赐”字，且唐之太子也同叶护太子结为“兄弟”，兆示着唐与回纥的关系已由昔日的宗藩之国变为今日的兄弟之邦了，表现在诏制上已改用平等的邦交礼仪，即所谓“敌国”礼。这正是唐朝国势日益沉殒，回纥武功盛世业已到来的历史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