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对照鲜明的发展：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
    主编：阿德尔(C.Adle，伊朗)、哈比卜(I.Habib，印度)
    副主编：拜巴科夫(K.M.Baipakov，哈萨克斯坦)
    第六卷走向当代文明：19世纪初至当今
    副主编：塔贝沙利耶娃(A.Tabyshabalieva，吉尔吉斯斯坦)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将《中亚文明史》中的“中亚”定义最终确定为：“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18)按照马松(V.M.Masson)的说法是“在本书中，中亚是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它囊括了由古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维系起来的拥有共同历史的众多地区。”(19)
    这六卷本汇集了十几个国家300多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集体成果，可谓最权威的中亚区域史著作。须指出的是，吕遵锷、安志敏、马雍、王炳华、孙毓棠、张广达、穆舜英、王尧、耿世民、王甫仁、刘迎胜、马大正、刘正寅等中国学者参加撰写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张广达还是第三编的副主编之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多卷本《人类史》、《非洲史》后的又一大工程，它的出版问世自然引起广泛重视和普遍赞许。但是某些职业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共同进行或合作撰写的多少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历史著作，抱冷淡和怀疑的态度。用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这些著作“搜集了”“令人感兴趣的大量史料”，不过，从学术水平来看，它们“显然未能提供清晰易懂的模式”。恰恰正是这些著作是由专家小组撰写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分离为联系松散的章节或论文，不可能代替某个历史学家统观全书的眼光。(20)笔者认为，《中亚文明史》各自独立的章节由较高水准专家分别撰写，可以说，大都是极优秀的论文，但涉及各国历史的各章，原则上由当地国家的学者担任，这样，某个章节的撰写者可能并非最佳人选，而这一章的学术水平也就不是最优秀的。就笔者专业角度看，《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的“费尔干纳和浩罕汗国”一节，由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承担，但是他还在使用不大可靠的并早就过时的霍渥斯的资料，就表明这一节的学术水平很一般。各章节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三、国内的中亚地区史研究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国人研究中亚史起端于西域史和蒙古史的研究。“西域”同“中亚”有相互重合之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亚”向东一直到大兴安岭，“广义西域”向西甚至延伸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帕米尔为界：以东新疆地区为“狭义西域”；以西阿姆-锡尔河地区为“狭义中亚”。其关系如下图：
    国人主要依据丰富的汉文史料和当地考古资料的研究，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帕米尔以东地区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属于中国史的范畴。本文着眼于世界史范畴的“中亚史”研究，讨论的范围就大体限于帕米尔以西地区(或至少跨过帕米尔)狭义的“中亚史”。民国时期，王国维、陈恒、陈寅恪、岑仲勉、马长寿、韩儒林、邵循正等先生研究的一些问题进入了帕米尔以西地区，但仅仅是开始。
    张广达自1979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其中《碎叶城今地考》(21)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论文。碎叶之所以重要，一是它与李白的家世有关，二是它的存在标志着唐政府已将政令推至伊塞克湖以西直到怛逻斯地区。张广达的这篇论文从汉籍、穆斯林地理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三重”论证坐实了古碎叶城应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附近的阿克·贝希姆废城，可谓中亚研究的经典之篇。2008年，张广达先生的中亚区域史论文结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出版。张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样，具有莫大的魅力。每当学人解破一件出土的关键性文书，就会感到兴奋莫名。与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绿洲和沙碛似乎总是默默地，但是持续不断地提供更多有待人们揭破的奥秘。举世对内陆亚洲丝绸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证。就文化内涵的多样性而言，特别是就多元文化汇聚与交流方面的丰富而言，西域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或者说整体史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认真进行一番架构，进而展开综合性研究。”(22)
    1980年，王治来出版了《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叙自远古至公元八世纪的中亚历史。1986年在原先的基础上增订出版了《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叙自远古至公元15世纪的中亚历史。1989年出版了《中亚近代史》，叙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历史。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古代史卷上、下和近代史卷由王治来综合以往中亚史的工作完成，现代史卷由丁笃本撰写。王治来几乎以毕生精力从事中亚史的编撰工作，最终交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为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做出了非常的贡献。但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不大可能将上下几千年的中亚史都研究透彻，其中的失误也在所难免。比如，近代卷第336页下注的浩罕汗国的历任汗表就完全错了。这部通史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国外中亚史的研究成果，但吸取国内的研究成果反而不够。可能忙于通史的编撰，王治来的专题论文并不多。但有一篇是一篇，如1997年发表于《西域研究》上的《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就是大手笔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