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问题”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难题。我国学者近年就这一难题也做出自己的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吐火罗史研究》，是王欣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修改、增补而成的专著。这篇著作中对吐火罗的族名、族属、族源、迁徙和分布作了认真考察，此外还讨论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及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叶护政权。徐文堪所著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作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之一，2005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徐文堪的研究重点在吐火罗人的起源，认为：所谓“吐火罗问题”既是语言学问题，又是历史、考古学问题，而近年发展起来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也将对各种语言和族群的起源和分布问题解决作出贡献。作者认为：“对新疆出土的古尸进行科学的研究，将对‘吐火罗问题’特别是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的突破带来新的希望。”
    林梅村攻读中亚死文字佉卢文，于1988年出版《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成为中国直接释读佉卢文的第一人。他的《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和《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摆脱传统汉学研究模式，进入跨学科(考古、历史、人类、民族、语言、生态、遗传)研究，探讨曾经辉煌而如今埋没于万里流沙的中亚古代文明与东西古文明关系。
    张文德的博士论文《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已触及帖木儿王朝史的研究，但其视角和材料还主要在中原和汉文史料。他的另一部《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对中亚宗教史上的这一问题有比较好的研究。
    刘正寅、魏良弢所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和孟楠的博士论文《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国内填补这方面空白的研究。芮传明所著的《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许序雅所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不错的专题研究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专题研究成果：林悟殊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丰出版社，1995年；龚方震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牛汝极著：《阿尔泰文明与人文西域》，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高永久著：《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这些研究成果已领先于国际水平，但研究对象主要还在狭义的西域史，而涉及狭义中亚史不多，即本文讨论之外，就不多絮言。
    最近二十多年来在各种学术期刊上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亚史专题论文。其中，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域研究》，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主办的《中亚学刊》(1-5辑，商务印书馆-新疆人民出版社)、余太山主编的《欧亚学刊》(中华书局)、沈卫荣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出版社)、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中心，科学出版社)，就是展示国内中亚史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
    有学者批评说：“我国中亚史研究者的数量过于庞大，一些不具备研究条件的人也混迹其中，不时有抄袭国内外同行的事情发生”。(23)但我看来，这个“庞大”问题还是集中于狭义西域史范围，以狭义中亚为对象的研究者并不多，特别是专攻伊斯兰化以后的中亚史的学者更少。中亚区域史研究的难点是语言问题，对于西方、俄罗斯学者来说，古汉文文献是难点；对于我国学者来说，除了要面对英法德俄日等文字的研究成果外，还要面对古希腊、拉丁文献和诸如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古藏文、古突厥文、察合台文等东方文献史料。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此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中亚区域史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如前伊斯兰时期的贵霜帝国，蒙古时期和后蒙古时期(即相当明清时代)的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诸汗国和哈萨克三玉兹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注释：
    ①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关于突厥的百科全书式的词典。作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约11世纪20至70年代)，出生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②[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第236-239页。
    ③[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58-62页。
    ④[法]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