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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谓宽容性不妒忌 于氏之立，成为宣武帝的第一位皇后。可惜为时不久于烈就患暴疾去世。《魏书·于烈传》记载：“顺后既立，(于烈)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世宗举哀于朝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赐钱二百万，布五百匹。赠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巨鹿郡开国公，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1]740所记于烈去世的时间仅有月份，为“八月”。溯其前文，有“会(景明)二年正月礿祭，三公并致斋于庙，世宗夜召烈子忠”等语，此“八月”的年份应为景明二年。然而，据《魏书·世宗纪》记载，于氏立后的时间是景明二年九月己亥日[1]194，于烈“暴疾卒”事记录于“顺后既立”之后，则此“八月”似乎在景明三年或此后的年份。核对《北史》卷二三《于栗磾附于烈传》，则记载更略，无补于了解于烈去世的时间[4]。 《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于忠传》记载：“世宗即位，迁长水校尉，寻除左右郎将，领直寝。……父忧去职。末几，起复本官。迁司空长史。于时太傅、录尚书、北海王详亲尊权重，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而给之。后因公事，忠于详前谓遇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不宁，详亦惭谢。”[1]741对于上述，《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中兴元年十一月丁酉条有相同的记载，为了便于比照，亦抄录如下：“以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详贵盛翕赫，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私以官物给之。司徒长史于忠责遇于详前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详亦惭谢。”[2]4502通过比照不难发现，于忠指责王遇的语言，在《资治通鉴》与《魏书》的记载中竟然完全相同。这表明，《魏书》的这段记载是《资治通鉴》编撰时的史料来源。然而，两书所记于忠与元详的官职却有差异。这又表明，《资治通鉴》的编者撰写该段时还曾参考过其他文献。由此可见，《资治通鉴》将该段记载列在《齐纪》和帝中兴元年十一月丁酉条下，是经过审慎酌定的。而南齐和帝的中兴元年，在北魏正是景明二年。 关于于忠的官职，《魏书》记作“司空长史”，《资治通鉴》则记作“司徒长史”，未知孰非。但无论以孰为是，都应该是于忠经过“父忧”之后的迁官。则于烈去世不可能在景明二年以后，其“暴疾卒”的八月就应该在景明二年。照此理解，于氏立后应在于烈去世之后。不过，于氏之立后与于烈之死，其间时差仅一个月，而且《顺皇后于氏传》称于烈曾有过“因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的活动，可知于氏入宫以及当贵人之际于烈尚在人世。至于《魏书·于烈传》所记“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应当指于烈去世以后宣武帝为之举哀、给赐、赠封等事项。为此，对照《北史·于烈传》中相关记载便会更显明确。 于烈去世，对于于家的政治地位是极大损失。“(于)忠每以鲠直为(元)详所忿，尝骂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忠以讨咸阳王禧功，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魏主以忠为列卿，令解左右，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2]4502其时，于烈刚死，于忠的地位尚未稳固，必然会受权臣排挤。而在后宫的于氏，因立为皇后不久，故也难以帮助于忠。 关于于氏在后宫的表现，《顺皇后于氏传》记载十分简略，曰：“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1]336其实史家的赞扬并不得实，《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京兆王愉传》记载：“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迁中书监。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1]589-590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纳娶顺皇后妹，此事或许与顺皇后的诱导相关。元愉是宣武帝的同父异母弟，顺皇后妹成为元愉之妃，对于于家而言乃是双重联姻，系锦上添花之举。岂料元愉任徐州刺史时已有“宠嬖”，并且生有一子，因此顺皇后妹进入元愉之家后颇受冷落。顺皇后为了自家的发展，竟然亲自出面，帮助其妹排除对手。她“毁击”元愉宠妾李氏，“强令为尼于内”，甚至还剥夺李氏之子。由此事观察，于氏的性格实在与史家所云“宽容”的评价大相径庭，她的表现何其霸道，绝非不怀妒忌之心。 不过，妨碍于家发展的不仅仅是宗室北海王元详，还有另外一家外戚，那就是宣武帝的舅氏高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