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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身之死何缘畏惧 高氏在后宫争强之际，高肇与宗室诸王的关系继续恶化。《高肇传》记载：“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谮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1]1830高肇敢于陷害诸王，是因为背后有宣武帝的唆使；诸王欲反，也以清除宣武帝宠任的高肇为理由。《京兆王愉传》记载：“(京兆王愉)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于是世宗摄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职求侍要，既势劣二弟，潜怀愧恨，颇见言色。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内外离抑。及在州谋逆，愉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称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谋杀害主上。于是遂为坛于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号建平元年，立李氏为皇后。世宗诏尚书李平讨愉。愉出拒王师，频败，遂婴城自守。愉知事穷，携李及四子数十骑出门，诸军追之，见执以送。诏征赴京师，申以家人之训。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虽销絷之中，饮食自若，略无愧惧之色。至野王，愉语人曰：‘虽主上慈深，不忍杀我，吾亦何面目见于至尊!’于是歔欷流涕，绝气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杀之。敛以小棺，瘗之。”[1]1830元愉“贪纵不法”，受到处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不思悔过，居然“在州谋逆”，而谋逆的理由竟是谎称“高肇谋杀害主上”。宗室诸王与外戚高肇之间如水火不相容，已成众所周知的现象。所以，元愉分明是“绝气而死”，却会被舆论称为“高肇令人杀之”。 另一位权势显赫的宗室王彭城王勰之死，则起因于公开反对高氏立后。《魏书·彭城王勰传》记载：“(彭城王勰)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宴处，亦无慢色惰容。爱敬儒彦，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性仁孝，言于朝廷，以其舅潘僧固为冀州乐陵太守。京兆王愉构逆，僧固见逼从之。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勰国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携，构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晖以奏世宗，晖不从，令左卫元珍言之。世宗访之于晖，晖明勰无此。世宗更以问肇，肇以魏偃、祖珍为证，世宗乃信之。”[1]582高肇诬陷元勰与元愉私通叛逆之事被证成，反对立高氏为后的障碍被排除，于是高家如愿以偿。 高氏于永平元年七月甲午日被立为皇后，时隔于氏之死仅仅九个月[1]206。两个月后，彭城王元勰便大祸临头。“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高肇等入。时勰妃方产，勰乃固辞不赴。中使相继，不得已乃令命驾，意甚忧惧，与妃诀而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不肯进，遂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令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何罪见杀!一见至尊，死无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复见!王但饮酒。’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求与告我罪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环筑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以刀环筑勰。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而出。载尸归第，云王因饮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及肇以罪见杀，论者知有报应焉。……勰既有大功于国，无罪见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杀如此贤王!’有朝贵贱，莫不丧气。”[1]582-583对于彭城王勰被杀事件的前因后果、征兆预感以及坊间舆论，史家均作了大肆渲染。不管彭城王勰案是否冤屈，当时舆论汹汹应属实情，这般形势对于宫中的高氏与朝廷的高肇十分不利。 彭城王勰被杀后，宣武帝也略有追悔之意，这可以从他给予彭城王勰的高规格礼遇看出来。《彭城王勰传》记载：“世宗为举哀于东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袭、赙钱八十万、布二千匹、蜡五百斤，大鸿胪护丧事。……追崇假黄铖、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公、侍中、太师、王如故。给銮略九旒、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1]583宣武帝一再地追崇彭城王勰，表明他对于处决彭城王勰之事是有所悔悟的。 彭城王勰死后，宗室势力暂时被压抑住。不过，高肇虽然获胜，却也陷入更大的矛盾漩涡。《高肇传》记载：“(高肇)因此专权，与夺任己。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龙门外庑下，忽忿诤，大至纷纭。太尉、高阳王雍和止之。”[1]1830依靠镇压宗室的手段，高肇帮助宣武帝巩固了政权，但自己陷入了朝野侧目的境地。 不过，在十分孤立的情况下，高肇却利用权势作了不少革新举动。《高肇传》记载：“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1]1830高肇是依靠外戚身份暴发者，史家对他这样的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所以这段描述中充斥着批判的言辞。不过，剥开偏见的外衣，也能窥出高肇执政期间对于“先朝旧制”作过不少改革。改革的效果如何自当别论，但至少其中所述“怨声盈路”云云是夸张之词。发出怨声者其实都是所谓的“勋人”，而非普通的民众，所以怨声是有的，却还不至于盈路。 与此同时，宫中形势也有变化，这与皇家的子嗣相关。《宣武皇后高氏传》记载：“世宗纳(高氏)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1]336原来，高氏在立后之前生有皇子及公主，不过皇子“早夭”了。皇子死亡的原因不见于史载，很可能与高氏摄于子贵母死故事相关。更有甚者，高氏立为皇后之后，不但自己不欲生子，而且还阻挠其他宫人“进御”。所以，同传还称：“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1]336-337北魏皇家出现子嗣危机，史家将此归咎于高氏的“悍忌”。高氏固然品性“悍忌”，其实她也处于两难之中：自己生子，可能被赐死；她人生子，权势必定旁落。从根本上讲，乃是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故事造下的灾孽使然，对于北魏皇家实在是报应! 在上述情况下，宣武帝身边又冒出一位胡氏，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记载：“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1]337关于胡氏被召入掖庭的时间，本传未作记载。胡氏后来生有一子，是为孝明帝。《魏书·肃宗纪》记载，孝明帝诞生于永平三年(510)三月丙戌日[1]221。据此知道，胡氏怀孕的时间大约在永平二年五月之后，则胡氏入宫的时间应该在永平二年五月之前。 关于胡氏的家庭，在《魏书》卷八三《外戚下·胡国珍传》记载：“胡国珍，字世玉，安定临泾人也。祖略，姚兴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父渊，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世祖克统万，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国珍少好学，雅尚清俭。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女以选入掖庭。”[1]1883胡家出身夏国降臣，论尊贵远不如于家，论显赫更不如高家。但是，为了让胡氏进入宫中，其家曾经煞费苦心。《灵皇后胡氏传》所谓“赤光四照”的征候以及赵胡的卜语当然属于编造的，不足凭信。胡氏之姑借讲道以施展影响，从而乘机帮助胡氏入宫，这倒是真实可信的。胡氏之姑的活动竟然持之以恒，“积数岁”之久。由胡氏入宫的永平二年五月往前推“数岁”，恰恰是于氏与高氏相妒达到高潮的正始年间。胡家如此算计，也许是看准了后宫的矛盾变化。 胡氏入宫后为承华世妇，位视中大夫，地位绝不能与夫人相比。然而胡氏性格倔强，并非常人堪比。《胡氏传》又记载：“而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胡氏)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1]337所谓“国旧制”，正是子贵母死故事。其实，胡氏并非不畏旧制，她宁肯“子生身死”的举动乃是拼命一搏，是向妒妇高氏公然发起的挑战。也只有如此，她才能有出头的机会。 胡充华的挑战激起不小的波澜，反应最敏感的当然是宣武帝。《胡氏传》记载：“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1]337将皇子“养于别宫”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皇后及充华嫔的加害，其中最主要的防范目标，正是“悍忌”的皇后高氏。胡充华的挑战，必然会感动宣武帝；宣武帝的防范措施，则表明高氏的地位发生动摇了。 作为连锁效应，宣武帝对高肇的态度也逐渐冷淡。《高肇传》记载：“延昌初，(高肇)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1]1830高肇迁官司徒，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是权势却被架空。这是朝廷众臣都能看得出来的，所以“咸嗤笑之”；高肇自己心中也很明白，所以“怏怏形乎辞色”。发生在高肇身上的变化，并不仅仅因为胡氏在宫中的挑战，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宗室势力已经大受挫折，宣武帝不太需要高肇这样的政治打手了。 延昌三年(514)，高肇离开朝廷，受命出征西蜀。“其年，大举征蜀，以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为之节度。与都督甄琛等二十余人俱面辞世宗于东堂，亲奉规略。是日，肇所乘骏马停于神虎门外，无故惊倒，转卧渠中，鞍具瓦解，众咸怪异。肇出，恶焉。”[1]1830高肇出征之前，出现所乘骏马惊倒的征兆。所谓征兆，本不可信，但是这与高肇的权势转衰暗合，所以会令高肇“恶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