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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唐学者对“火耕水耨”的注解及其经学依据 江南特别是其中的“江东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14)。据上引文献，甚至直到隋代，“火耕水耨”都被认为是江南地区代表性的稻作方式，因而对火耕水耨的理解，就直接关系到对唐以前江南稻作发展水平的估价。 文献中较早以火耕水耨状述江南稻作特征的，先后有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诏书，司马迁撰成于汉武帝后期(约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成书，前104—前91)的《史记》(《货殖列传》)，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上文学的发言，以及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地理志》)，《汉书》所载皆本于《史记》(15)。成书于唐代的《晋书·食货志》所载西晋杜预上疏、东晋应詹上表(16)，以及前引唐修《隋书·地理志》，都有关于江南火耕水耨的记载。 至于“火耕水耨”的具体方法，相关原始文献如上引《史记》、《盐铁论》以及《汉书》等均无直接说明。今日所见最早对之加以解释的乃是《史记》、《汉书》的后世注家——东汉的应劭和唐代的张守节。《史记·平准书》“江南火耕水耨”句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 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上引《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或火耕而水耨”句张守节《史记正义》释云： 言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耨，除草也。二者在“火耕”即“烧草”、“风(当即‘煈’，意为焚烧)草”环节上是相同的。但在“水耨”环节上却存在明显差异。应劭注是在稻苗长到七八寸时连草带苗一道割去，然后再灌水淹死草。张守节注是趁稻苗生长高于杂草之际，放水淹死草。若就“水耨”本指以水除草而言，张注是完全意义上的水耨，应注中的除草主要依靠刀割，水耨仅为辅助。但二者都存在问题。就应注而言，在稻苗七八寸时将苗、草一道割去，即使不是“苗死草独长”，也会草苗俱亡，因为杂草的生命力和适应力一般都强于人工培育的农作物。(若“悉芟去”的只是指草。则需要以移植插秧为前提，在当时并无移植插秧而是漫撒直播或者条播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只“芟”去草的。)倘是陆生草，则灌水后不必割稻苗。对于未除根的水生草，灌水则起不到“耨”的作用。就张注而言，单纯靠灌水淹死的草，只能是陆生草，但就前述火耕水耨的地域而言，主要流行于江淮以南的水乡泽地，耨的对象应该主要是水生草。 应劭同时代人郑玄在注释《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时，也涉及稻作方法及其除草环节。《周礼·地官》“稻人”篇：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据上引，稻人是在“下地”，即郑玄注所谓“水泽之地”整治稻田。首先是要修建体系完整、蓄防灌排功能各具的水利设施。关于除草的内容，有“以涉扬其芟”和“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据郑玄注，二者是相联系的：“玄谓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以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开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扬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种稻”(17)。上引郑注颇有逸出“稻人”篇原文者，比如他何以得知“夏以水殄草”一定是在六月？何谓“草之后生者”？何以得知“芟夷”是在秋天水干之后进行？又何以得知“以涉扬其芟”之“芟”是去秋所割？ 实际上郑玄的注解都有经典依据。《礼记·月令》季夏(六月)条：“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郑玄注：“薙谓迫地芟草也。此谓欲稼莱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18)郑玄又引《周礼·秋官》“薙氏”篇以解释上引《月令》中的“烧薙”。按“薙氏”篇云：“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郑玄注“萌”为“以兹其(汉代类似锄头的农具)斫其生者”，“夷”为“以钩镰迫地芟之也”，“以水火变之”则谓“以火烧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则其土亦和美也”(19)。上引可知，郑玄“稻人”篇注将“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的“水殄”断在六月，即根据《月令》“季夏”篇。将“芟夷”移到“水涸”之后的秋天，则依据“薙氏”篇“秋绳而芟之”。又郑玄所谓六月“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即因薙氏在春草“始生”时即“萌(锄)之”，故“夏以水殄”之草只能是那些“萌”后又滋生出来的(“草之后生者”)，而来年“治田种稻”时“以涉扬其芟”之“芟”，也只能是去秋所芟之草。综上可知，郑玄参据《周礼》“薙氏”、《礼记》“月令”而集中叙述于“稻人”篇注中的稻作方法及其流程，大抵如下： 春天：野草始生，以兹其(锄)萌除之，并以火烧之，化为肥料。 季夏：灌水淹死萌除之后滋生出来的草，使之在高温下浸渍坏烂，化为肥料。 秋天，水涸后，芟割刈杀已“含实”(孕穗)而尚未成熟的野草。 次年春，修建堤防、沟塍、畦埒等灌排水利系统，并清除去年秋天所芟割之野草，以火烧之，化为肥料，然后治田种稻(20)。 《周礼》、《礼记》所记述、郑玄注所理解所呈现的稻作法，有系统完备的水利设施，以保证和控制稻田用水。其除草作业虽程序繁复，却主要依赖水殄、火烧，以锄、镰除草只是辅助。这种“以水火化之”的除草作业，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化草为肥，所谓“粪田畴”、“美土强”，使“地美可稼”。这一稻作法的某些环节，如带有“水耨”性质的“夏以水殄草”和以火烧草化肥，对于我们理解江南的火耕水耨稻作法不无启发。郑玄同时代人应劭对火耕水耨的解释，如“烧草下水种稻”，稻苗高七八寸(正当盛夏时)时，芟草并下水灌田杀草，以及唐人张守节所谓“苗生大而草生小”时的灌水杀草，与“稻人”篇及郑玄注中的除草环节颇有相似之处，这可能来自他们对当时实际稻作方法的了解，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从上述相同的经典中获得了相同的书本上的稻作知识，作为注释“火耕水耨”的依据(21)。 “稻人”篇及郑玄注中的稻作法，要经过一年左右除草化肥、兴修水利的“治田”过程，至“明年乃稼”，这显然是在水泽地新开田种稻。水利设施如此完备的稻田，自然要接着耕种，然而，开荒过程中的部分除草作业，在连作制下亦即水稻生长过程中，如夏秋之际在秧苗茂盛的稻田里，且是撒播或条播，要进行“以水殄草而芟夷之”的作业，则势难操作。应劭解释火耕水耨，称在稻苗七八寸时将苗、草“悉芟去”，然后下水淹灌，“草死”而稻“独长”，前文已指出这有违水稻生理。看来应劭，包括张守节，都是将新开稻田过程中“以水殄草而芟夷之”的除草作业，理解为水稻生长过程中的中耕除草，并用以解释江南“火耕水耨”稻作法中的水耨，以致出现上述有违水稻生理常识的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