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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2000年；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3～203页。 ②裴成国：《高昌国社会经济文化新论》之第二章《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4～99页。 ③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22～123页。 ④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年，第96～111页；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第185页。 ⑤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16页。 ⑥可以参考的文书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洋海1号墓所出的《阚氏高昌永康年间(466～485)供物、差役帐》和古写本《易杂占》，相关讨论参见裴成国：《吐鲁番新出一组阚氏高昌时期供物、差役帐》，收入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⑦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97～98页。 ⑧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18页。 ⑨第16行内容残缺亦多，相关情况不明。 ⑩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98～99页；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收入作者《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11)文书第1行、第2行的供应对象“涞□”和“□涞”，“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没有划专名线，结合其他行的情况，这两处应当也是外来客使。 (12)第11、12、13行残缺较多，无法排除这三行残缺的部分中原本有“主簿张绾传令”之类的记录。另，与《张绾等传供帐》同出哈拉和卓90号墓的一件小残片(编为75TKM90：37/1～37/5中左边三件中的中间一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27页)上可见“绾”字，“绾”之上的残字当为“张”。此件文书也涉及了主簿张绾此人。 (13)第15条可能例外，直接以“主簿张绾传令”起始，后书“出疏勒锦一张”，顺序有颠倒。如后文将论及，第6条应当也没有以“出”字起始。 (14)如《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38～240页)；《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12～414页)。参见王素先生对相关文书记帐格式的归纳，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55～560页。 (15)如《某人条呈为取及买毯事》、《刘普条呈为得麦事》、《刘普条呈为绵丝事》、《北凉玄始十一年(422)马受条呈为出酒事》、《祠吏翟某呈为食麦事》，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6、7、61、77页。 (16)關尾史郎：《條呈——トゥルファン出土五胡文書分類試論(I)》，《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10号，2001年，第1～13页。关尾史郎认为从十六国时代到麹氏高昌国时代公文书的样式存在延续和继承性，阚氏高昌国作为承上启下的时代，亦必有相近的文书类型行用及传存。 (17)同墓所出被剪成纸靴的两件文书《高昌永康(？)十年用绵作锦绦残文书》(75TKM90：34)和《高昌永康()十年残帐》(75TKM90：35/1〈a〉，均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18页)都涉及织物出纳，正文内容之后见年月日等内容，又可见明显为异笔书写的“凯”字押署。前者的正文内容可见“须绵叁斤半作锦绦”，似含呈请批准之意。这两件文书或许为阚氏高昌国时期的“条呈”文书或性质类似文书。另，同墓所出编为75TKM90：22(a)的残片亦存“凯”的左半部，王素先生认为当属同一件文书。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壹］附录残片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58～159页。 (1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36页。文书第三行首字的“仓”系根据残存笔画推补，此处的推补当可信从。 (19)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第17～18页。 (20)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21)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38页。 (22)王素先生推测麹氏高昌的诸部有可能是麹氏之前的诸王国的建制，王素：《麹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文物》1989年第11期。 (23)孟宪实先生讨论麹氏高昌中央诸曹的仓部时，也提及本件织物及毯等支出帐，认为应与仓部相关。孟宪实，宣红：《论麹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收入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120页。 (24)关于文书中名号的最新研究，参见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155～165页。 (25)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157～158页；《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收入作者《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90～93页。 (26)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第160、164页。 (27)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101页。 (28)荣新江先生注意到同墓所出文书中有《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推测可能是织物支出帐中的柔然客使将这些商品带到了高昌。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第186页。 (29)许多官方名义的使节其实就是商旅假借名义以求贸易。 (30)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29～145页；参见裴成国：《吐鲁番新出一组阚氏高昌时期供物差役帐》，第79～110页。 (31)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2)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62～163页；参见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第21～41页；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第4～14页。 (33)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第7～8页。 (34)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98页。 (35)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97页；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36)近年洋海一号墓所出的《阚氏高昌某郡綵毯等帐》可以反映当时征收毯的情况，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46～147页；以毯作为流通货币的研究参见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8～222页。 (37)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2～126页。 (38)裴成国：《高昌国社会经济文化新论》第二章《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9～84页。 (3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03页。 (4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