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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在对中国江海持续扩张过程中，以长江流域为重点，逐步将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区域都纳入其“巡航警备”范围之内，组成主要针对长江流域的舰队，为本国扩大市场、获取资源提供武力保障，并对沿岸民众反抗、革命运动和地方势力施压。从1917年下半年起，日舰常停泊于长江流域重要口岸；到20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反帝浪潮和地方动荡，日本海军日趋暴虐，派水兵上日船护航，并实现了对陆上设施的非法拥有，在上海和汉口形成河用炮舰组装能力。日本海军在扩张过程中，长期与英国保持协同关系。从中华民国建立到国民革命前，日舰在长江流域的实力和口岸分布大体上仅次于英国，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重要分支。 【关 键 词】日本海军 巡航警备 长江流域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作者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甲午战争后，日本海军以长江流域为重点，进行扩张。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仍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中很薄弱的环节。①笔者通过研读以近代日本档案为主的新资料，②认为，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逐步将触角从上海延伸到重庆，竭力维护本国攫取的权益，打压长江流域的革命浪潮、反帝运动和对其不利的势力。本文聚焦于国民革命运动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扩张的基本形式“巡航警备”，③考察其开始实行、逐步推进和强化的过程，并对其后来归结于侵华战争的基本脉络作简要叙述。 一、甲午战争后“巡航警备”的初步展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华实行炮舰威胁，维护和加强其侵华权益，而日本也早就有心仿效。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所言可谓明证：“英法德美各国在清国之所以能步步实现其权利、获得其利益……主要是靠上述各国平时令很多军舰进出停泊，竭力以有形之威严折清国官民倨傲之念、使之降心相从，隐然充当本国商人的后盾”，“我国政府向来认为有此必要，在前年之战役以前，就令一艘警备舰常驻(上海)。”④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得以“一律享受”西方列强已经攫取的权利，包括随时可派军舰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巡查”、“游弋”，日本海军由此正式开始了对中国江海的扩张。但日本在华势力受制于俄国，还未实现夺取东北南部地区的目标，因此着重在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落实其攫取的权益。 大隈重信于1896年10月15日照会海军大臣：“上海港夙为日清贸易之中心……因战争及马关条约之结果……该港有成为在清国各港我国商人的根据地之势……就我国而言……目下实可谓奠定日清通商方面长久利权基础的关键时刻。”故此，海军对在上海的日侨加以“保护之必要非复昔日可比”，“现在须立即派遣常泊之警备舰，此外还希望再派一艘小舰经常在近海及长江沿岸巡逻，以使对辽东一役尚未特别感觉痛痒的南清顽民得见战胜国之军容、对一般日侨产生敬畏之念”。⑤海军省立即响应，向上海派出一艘炮舰。⑥1897年2月1日，大隈重信又向海军大臣转达驻沙市领事的建议：“为了扩展帝国贸易，让帝国军舰不时溯航汉口、沙市极为必要。为此，希望在每年5月至11月间，即江水上涨时节，以警备舰巡航于上海与沙市之间。”⑦于是在1897年4月27日，日本海军正式规定：以上海作为两艘日舰的常泊港，驻泊的日舰须分别开往马尾、沙市和汉口停泊。⑧8月6日，海军省又将镇江、芜湖、九江增为“巡航警备”口岸。⑨1902年6月中旬，日本海军组成“常备舰队南清警备枝队”(辖四舰)，⑩“以胶州湾以南、香港以北作为巡航区域”。(11)而日舰“和泉”号所拟8月至9月的“巡航”计划称：将从上海出发，在长江分别停靠芦泾港、南京、大通镇、湖口镇、戴家洲、汉口，回程停靠戴家洲、安庆、芜湖、镇江、江阴、吴淞。(12)这反映了日舰在长江中下游“巡航警备”范围的扩充。 日舰在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配合本国当局对华勒索权益。1897年7月8日，即日本驻沙市领事与湖北当局就日租界堤防和道路修筑问题开始谈判的前一天，日舰“大岛”号首次驶抵沙市，后“停泊洋码头江心二旬有余”，以在谈判中加重日方砝码。离开沙市时，该舰还宣称将“游历通商各口岸，以资保护，故往来无定也”。(13)为了保持武力威慑，该舰计划驻留沙市一个月，无奈停泊困难，不得已提前近半个月离开。(14)尽管如此，日本驻沙市领事还是为该舰“大得官民注意”而极为兴奋。(15)次年5月9日，在沙市的湖南客民与轮船招商局的更夫发生纠纷，衍成包括日本领事馆在内的房屋及一些船只被焚事件。(16)事发后，荆州道台很快安排日本领事等撤往汉口，(17)清政府令正在赴京途中的张之洞折回本任处置，(18)湖北当局速派军队赶到沙市昼夜巡逻，仅13天就将所认定的四名“首犯”枭首示众。(19)日本由于此前在有关沙市日租界的交涉中尚未完全如愿，(20)并且试图在其他口岸设立租界，(21)还要预防长江沿岸不稳局面危及日本势力，(22)故借机大做文章。日本海军省接报后，“令‘高雄’号立即赴汉口，‘爱宕’号立即经由汉口赴沙市”。(23)而日本驻上海领事也随即故意向张之洞透露这一消息，(24)以尽早发挥炮舰施压作用。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28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五项要求，“催商甚急”。(25) 当时，荆州道台担心“他国军舰来沙，或将导致人心动摇”，张之洞“提出阻止上航”，而日本驻沙市领事永泷久吉却宣称“不能满足这种希望，必须实行兵舰警备”，日本政府则令“爱宕”号抵汉口后立即开往沙市。(26)在交涉中，永泷久吉假“爱宕”号之威，将与事件毫无关系的日租界护堤修筑费用混入赔款之中，还要求“租界内道路免价豁租”，将租界内土地租价酌减，甚至抛出日本政府不曾提出的占据地势高而靠近街区的官地以作为日本领事馆地基的要求。(27)张之洞等最终同意赔偿日本损失、在日本领事馆原址修建新房供其使用，此外还答应承担护堤修筑费用的一半、界内道路用地减价免税、酌减界内租地之价等项。(28)总理衙门也向日本公使承诺：在岳州、福州、三都澳，“如将来他国设有专界，自可允准日本一体照办”。(29) 以一艘军舰配合施压，能勒索到如此可观的权益，日方甚为得意，永泷久吉又提出“仿英国之例，始终在长江配置军舰一两艘”，“为在长江实行警备而制造吃水浅、可在宜昌与汉口之间上下自如、运动相当敏捷之舰”。(30) 提升自身在侵华列强中的地位，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重要目标之一。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日本看来，正为此提供了“最初的好舞台”。(31)它除了派海陆军加入联军进犯津京地区之外，(32)还通过加强海军对长江流域的“巡航警备”来贯彻这一企图。当时的长江流域，因实行“东南互保”，中外“官员往来、贸易经营、船舶航行与平时无异”。(33)然而，日本驻长江口岸领事却促请加强日舰的“巡航警备”，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声称：“在长江一带及沿海地方充分实行警备，可直接保护帝国侨民之生命财产，且能间接保护大量侨居此方面之外国人，启伸张帝国威权之端，开利益推扩之绪”。(34)常泊上海的“赤城”号舰长也进言：派数艘军舰到长江方面，“在军略上自不必说，在政略上、商业上亦有最大之必要”。(35) 显然，他们急于抓住时机，向长江流域增派炮舰以增强日本在列强中的分量。于是，从6月中旬起，三艘日舰相继开往上海，(36)其中“八重山”号在七八月间往返于上海和汉口，停靠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在汉口驻泊35天。该舰舰长在此间发出的报告中称，长江上的外国军舰只有英舰和日舰。(37)该舰停泊镇江时，“驻镇各国领事均诣船中，拜会管带日官，茗谈良久而别”。(38)到汉口后，日本领事称：“我国侨民自不必说，各国之人都对‘八重山’号表示热烈欢迎”。(39)显然，当时该舰“巡航警备”的最大效果，就是大大强化了日本海军对“各国之人”的影响力。日本乐此不疲，在10月中旬再派“摩耶”号从上海开往汉口。(40) 还须指出的是，日本海军趁列强出兵上海之机，派陆战队非法上岸驻扎。本来，刘坤一、张之洞在与列强商议“东南互保”时，曾明确要求在上海的各国军舰“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41)但各国领事仍于1900年6月17日决定在危急时请求外国军舰派兵上岸；8月6日，驻上海外国海陆军官会议又将浦东防御交给日本海军陆战队。(42)而小田切万寿之助则以日本与上海的“利害关系”“除了英国之外不亚于任何国家”，“提议日本国也向此地派出足够的军队”。(43)于是，日本海军立即秘密编组“枪队”。(44)9月9日，由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所率两艘军舰运载到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共455人上岸，驻扎杨树浦。(45)1901年9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两个中队与该部换防，直到1902年11月才与别国驻军一同撤出。后来，日本参谋本部论及此事及同期海军陆战队在厦门登岸的行动，归结为“与各国拉关系”。(46) 史实证明，日本海陆军的上述行动，对日本提升在列强中的地位，通过《辛丑条约》等获取新的重大权益起到很大作用。故在40多年后，日本海军将领还对此加以强调，认为“值得特别记忆”。(47) 在不久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警备”又增添了与欧洲大国对抗的色彩。1904年2月中下旬，日本海军以“俄舰‘曼居尔’号久在上海，我国在长江一带的商船航线因而大受威胁”为由，令三艘军舰开到长江口，派“秋津洲”号停泊吴淞，对上海外围实施警戒，并对清政府扬言：如“听任俄舰所为，则我舰不认为现实为严正中立，将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的临机处置”。直到3月底确认“曼居尔”号解除武装后，“秋津洲”号才开往朝鲜海峡。(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