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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俄战争后十多年间“巡航警备”的扩展与变化 (一)“巡航警备”范围向长江上游及支流扩展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将沙市、重庆辟为通商口岸，暴露出其进入长江中上游的强烈欲望。为此，日本在恢复驻汉口领事馆之前，于1896年2月向沙市派驻领事。(49)在1897年后的十年间，日本的大阪商船、湖南汽船，以及大东、日本邮船四会社及其组成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先后开辟了上海至汉口、汉口至宜昌、汉口至湘潭、汉口至常德与鄱阳湖、镇江至清江浦航线。(50)此外，1907年日本领事报告称，沙市“呈现出我国棉纱独占之态”，出口棉花与树脂、油糟等货主要面向日本；在湖南湘潭，1905年3月调查表明“日本棉纱从两三年前骤然打开了此处的市场，其后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了湖北、上海乃至于印度的棉纱，目下完全是日本棉纱独占”；湖南的麻、植物油和油糟类“有望成为对日本的大出口货”，还有很多矿山“尚未着手开采”，又“因长沙开埠为时尚短，外人尚未着手于商业，目下在湖南省从事商业者，以日本人为最”；在重庆，“拥有租界者，唯独有我帝国”，日商在租界内还开办了火柴厂。(51) 在此背景下，日本海军急于向汉口以上的长江干支流推进，为此在1903年和1906年先后向英国购买河用炮舰“隅田”号和“伏见”号，(52)并将它们纳入“南清舰队”(1905年12月组成)。1907年2月1日，“隅田”号舰长报告说：“去年四月，我国吃水浅炮舰……溯江而上，进入可称为我之势力地盘的湖南……横断洞庭湖……开往常德、长沙巡航，返回时又向西溯航鄱阳湖，开到江西省南昌，继而第三次与僚舰‘伏见’号溯江而上，越千海里，到达普通轮船航线的终点宜昌。”日本海军不甘止步于宜昌，认为，在长江上游，日本人的“工商、教育稳步与年俱增，目下正值日益增进其势力之时，且在不久的将来，清国内地富源开发程度会不断提升，故我炮舰得其时而逐步溯航一事就更为必要”；还必须“与在长江上游汲汲谋求领先地位的英、德比肩，发扬国威，得权力之均衡”。(53)因此，“隅田”号、“伏见”号在1906年11月下旬开到宜昌后，两舰舰长立即雇用民船，用四天时间溯江勘察航道。(54)后来，“伏见”号舰长桂赖三继续对宜昌至重庆之间的航道作“详细调查”，(55)而该舰在1911年5月20日首次开到重庆。(56) 1909年1月，“南清舰队”改称“第三舰队”，(57)将河用炮舰主要用于汉口以上长江干支流，而军舰则一般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巡航警备”。此外，长江中下游的日舰并不以“第三舰队”所辖为限，常有其他军舰来轮替。日舰停靠口岸主要有江阴、镇江、南京、大通、芜湖、安庆、九江、大冶、汉口、沙市、宜昌、岳州、长沙，此外还有彭泽、嘉鱼、监利、新堤、调关、湘阴等处。(58)在长江上的日舰十分蛮横，如“隅田”号在江西任意“入湖晋省”，以至于别国军舰在被地方官劝阻开入鄱阳湖时，“多以‘隅田’藉口，强行入湖”。(59) (二)“巡航警备”在日本海军对辛亥革命浪潮施压中的多面展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从长江流域涌起。此间，日本海军声称，日本“在长江及其附近拥有很大的特殊利益”，故在列强施压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应居于重要地位。(60)日舰较之别国军舰，行动更为迅速。1911年5月19日，“第三舰队”司令官得知长沙保路运动“气焰颇盛”，(61)即令在上海的“隅田”号开往长沙，还要求“征用日本籍轮船汽艇，以本队军舰之兵器人员加以临时武装，作为暂用炮艇”。(62)武昌起义爆发时，“隅田”号正在汉口，其迅速开到武昌窥探，(63)“与别国军舰一同派兵登岸，把守租界”；(64)而旗舰“对马”号，则于10月12日抵达汉口，其载有陆战队员130人，远超英、美、德舰所载人数；“第三舰队”司令官被推举为各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该舰舰长则作为各国陆战队司令官指挥租界“防卫”。(65)日本海军的迅速行动，使其一度在驻汉口各国海军中占据主导地位。随后，日本加紧增派军舰，到11月中旬，在汉口驻舰六艘，在上海、吴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大冶、沙市、长沙各驻舰一艘，总数是平日的三倍多，仅次于英国。(66)截至1912年2月上旬，日舰在长江流域驻泊口岸与英舰相当，但因其溯航重庆的能力尚弱，总体上居于第二位。(67)为保持日本海军的优势地位，1911年10月下旬，日本向英国提出在汉口的“各国舰队首席指挥官”位置“以两国之任何一方占据”，得到英国的积极支持；(68)到1913年10月，“所有各国驻泊沿江保商兵舰，多已驶回本国，惟日本藉口该国商人在南京被戕之故，不但不退去兵舰，且有增加”。(69) 面对革命浪潮，日本海军省规定：为了庇护日侨和日船，日舰“可采取认为必要的方法，且在必要时使用兵力干涉之”；(70)同时，还开列了在长江流域“有必要予以特别保护”的对象，即作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借款抵押的九江和大冶的铁矿山，大冶铁矿运输矿石的铁路和缆车轨道、车辆房屋，下陆机械修理厂、萍乡煤矿、汉阳铁厂、以股票作为对日借款担保的南浔铁路，以及向日本举债的既济水电公司、武昌纺纱局、扬子机器局等，还特别强调“大冶与我国关系最深，故要以兵力占领”。(71) 日舰奉命在长江各口岸竭力庇护日侨，同时还为日本商船充当后盾。1911年11月2日，因长沙港守军鸣枪，流弹落到日船“湘江丸”上，驻泊该港的“隅田”号舰长提出“严重抗议”，迫使当局“道歉”并表示严处当事者。(72)此后不久，在汉口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又“以近来武昌方面屡屡对外国军舰、商船加以炮击，而派‘神风’号载参谋到武昌，与黎(元洪)面会，责其不法行为，令其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对外国舰船加以炮击”。(73)1911年11月下旬，镇江革命党人与海关人员一同临检日本商船，亦遭驻该港的“如月”号舰长“抗议”而被迫中止。(74) 由于日本在长江流域重点维护的“权益”集中于武汉和大冶，日本海军除了长驻军舰之外，还于1911年10月12日至1912年1月3日、1912年2月5日至1913年4月6日之间分别派陆战队驻扎。(75)在武汉，日本海军是外国租界的主要“防卫”力量。1911年10月12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阻止两艘舰在租界附近江面对武昌进行炮战，理由是这会给租界带来危险；10月14日，又不许湖广总督瑞澂所乘“建威”号等停泊德、日租界江面；(76)10月16日，要求清政府海军在“向叛军进攻时勿将军舰配置于炮火可能危及租界的位置”。(77)对于汉阳铁厂，日本海军也有“保护”预案，(78)在该厂被革命军占领的情况下，要求日方充分保护”，并严加监视。(79)1912年1月初，日本陆军派遣队侵入汉口、(80)接手租界“防卫”后，日本海军听到所谓中方转移汉阳铁厂重要设备的讹传，便马上敦促该队阻止。(81)即使在革命高潮后，驻泊汉口的日舰舰长仍于1914年3月17日与陆军派遣队司令官和代理总领事订立《关于警备的协定》，保证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在武昌、汉阳的日侨撤退”；对于陆军“守备”日租界和向汉阳铁厂、既济水电公司、东亚制粉会社，以及必要时攻击“暴徒”之“重点”，都尽可能予以支援。(82) 大冶铁矿被日本视为其在长江流域头等重要的“权益”。因此，武昌起义刚刚爆发时，日本驻华公使就要求速派军舰加以“保护”，(83)日本海军也计划直接占领。因该矿对日本输出铁矿石没有中断，陆战队兵力又难以同时兼顾汉口与大冶两地，才使其出兵计划有所延迟。1911年12月下旬，湖北当局宣布大冶矿务局“理合由鄂军政府管辖”。(84)“第三舰队”司令官立即派人逼迫黎元洪收回指令；日本海军省则于1912年1月初作出向大冶派驻陆战队的决定；(85)尽管黎元洪被迫召回了没收大冶铁矿的人员，(86)但一支由47人组成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仍然于2月5日开到大冶，(87)随后“建造兵房”，(88)驻扎一年两个月之久。此间，湖北军政府一再谴责日方所为“与约章殊相违悖”，要求其撤出陆战队，(89)日本海军却置之不理。 1911年10月17日，日本海军大臣传令“第三舰队”司令官：“如有清国官宪或叛徒投身于我舰艇、要求保护，可根据外务令的精神予以处置。”(90)该舰队遵令而行，首先对藏身汉口日租界、请求日本总领事派舰护送其逃离的汉阳铁政局总办李维格提供“保护”，11月7日，派“满洲”号将其送往上海，(91)途中还在大冶让日本技师西泽公雄上舰，就确保汉阳铁厂向日本供应生铁、中日在上海浦东“合办”新的大铁厂等事宜，与李密谈。(92)11月16日，“满洲”号途经安庆时，又“收容”了逃亡的安徽巡抚朱家宝。(93)12月1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等逃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而驻泊该地的“秋津洲”号“收容”了他们，“第三舰队”司令官还令将他们送往日本。(94)此外，日本海军对其认为有潜在利用价值并有留日经历的革命党人，也紧盯其动向，甚至提供“保护”。如身为阳夏战争总指挥的黄兴，11月29日兵败后乘日船离汉，12月1日抵沪，日本海军于第一时间获悉，并提供了“保护”；(95)1915年7月下旬，黄兴反袁失败，“第三舰队”司令官又传令在南京的“龙田”号予以“收容保护”。(96)“二次革命”中在湖口起兵反袁失败的李烈钧等人，于1913年9月8日乘日船到汉口，亦由“伏见”号护送到大冶，转乘日船去日本。(97)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海军完全丧失抵御外侮的能力，但在华日舰仍严密监视其动向，即使在辛亥革命高潮期间，也将其一举一动详加记录、随时上报。究其原因，如同“南清舰队”司令官武富邦鼎所言，这是图谋将中国海军的主导权“完全收于日本海军之一手，以作为将来在清国扶植我利权的一种手段”。(98)从1911年11月上旬开始，长江流域的舰陆续起义，后来南京又成为革命中心。12月中旬，“第三舰队”司令官向海军大臣汇报，认为中国海军“在和平光复后会有一大革新”。(99)12月25日，在上海的加藤中佐又报告孙中山正物色外国人做海军顾问、海军大佐太田三治郎欲利用深得孙中山信任的池亨吉谋取该职。(100)日本海军省认为有机可乘，于1912年年初派高级间谍、海军少将外波内藤吉来华，密令其与革命军的海军保持“声气密切相通，为今后加深清国海军对我海军的信赖之念、以我海军势力为模范打下基础”。(101) 监视中国社会状况和列强在华动向、获取相关情报，是日舰在中国江海“巡航警备”的日常任务之一。(102)在辛亥革命高潮掀起之后，日本海军为了伺机扩充在华权益、插手中国内政，更是大肆展开谍报活动。长江流域的“第三舰队”司令官不仅随时向海军大臣等电告各种情况，还在1911年10月16日至1913年10月6日间，陆续寄出《关于清国事变的警备报告》(1913年8月12日改为《关于支那事变的警备报告》)共238号；1911年11月10日起先后寄出《关于清国事变的密报》若干号。这些报告、密报扼要叙述在该舰队“巡航警备”区域内发生的战争、事变、交涉、日舰和别国海陆军的行动，内容主要来自各“警备舰”从驻泊口岸发出的电报和报告、日谍提供的情报，从中可见这些“警备舰”在对革命浪潮施压的同时，还充当了特殊谍报点，刺探、搜集驻泊口岸情报，并通过舰载无线电台传递给旗舰或在上海的海军武官。(103)日本海军的首脑机关，也极为看重来自“第三舰队”等方面的情报，分别于1911年10月14日、24日开始编印《湖北事变通报》(后改为《清国事变通报》)、《清国革命乱特报》。(104)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海军进一步强化谍报活动，于1912年1月1日派外波内藤吉少将来华，令其“滞留于上海，视需要往来于长江沿岸及闽浙沿岸”，与日本驻华文武官员、“第三舰队”司令官、所在地日舰保持联络，“观察周围官革两军形势，调查各外国相关态度及动向，且按需要探求将来增进帝国地步之手段，加以报告”。(105) (三)日德开战后实行无“巡航”的“警备” 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在对辛亥革命浪潮施压过程中，军事实力大增，其“巡航警备”所涉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但到1914年，日本伺机夺取德国在华及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由此，其海军在华兵力部署和运用也发生了变化，8月25日，日军向胶州湾大举出动之后，除将不能航海的三艘河用炮舰留在上海之外，不再派日舰到长江“巡航”。(106)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停止对长江流域的“警备”。实际情况则是：早在1912年1月，一支700多人的日本陆军派遣队就侵入汉口，当日舰离开时，日本势力依然盘踞在对长江流域保持威慑的口岸；日舰在攻取胶州湾之后，也可迅速开进长江，与驻汉口日军协同动武。可见，即使没有日舰“巡航”，长江流域仍处于日本的威胁下。这种威胁的存在，于1915年5月上旬日本海军为配合其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采取的行动中充分显示出来。当时，日本海军省令“第二舰队”司令官亲率两艘军舰和一个水雷战队速往长江口，此外还向长江口派出一个战队，同时要求驻上海海军为日舰进入长江流域准备领航员、提供情报、与在长江外的舰队保持呼应。(107)5月6日，日舰在中国沿海的配置是：长江附近战舰八艘、驱逐舰十艘，此外马公附近战舰五艘，秦皇岛附近战舰三艘、水雷艇四艘。(108)各路日舰都进入临战状态，其中“第二舰队”的作战计划要点是：“尽快控制江口要地，进而破坏长江干流水陆防御设施及敌舰艇，扼制从外海通往汉口的水路，以确保通航自由、保护居留民、与汉口驻屯军联络。必要时掩护陆军溯江而上，与之协同作战。”直到5月9日，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各路日舰才奉命返航。(109) 但日本对无日舰“巡航”很不甘心。在“第二舰队”从长江口返航后，驻上海的海军少佐中岛晋上书军令部长称，日舰离开长江流域导致“不知我兵力之大的该流域支那人日益发生轻蔑帝国之念”，要“不失时机地采取让我舰队进入的手段，使日本人在长江一带安堵，得以自由发展”。(110)1916年4月，日本海军开始策划恢复在中国南方江海的“巡航”，拟编组“第五战队”，以其与一个驱逐队“主要负责长江一带的警备”。(1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