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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厚民生，强国势”：“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首先是着眼于对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的考察，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进而作出明确的判断。 《郡县论·一》开宗明义指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9]12这是顾炎武社会理想的基本出发点，即“天下治矣”。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这就是：“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9]12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下以至宋、元、明，“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起时伏，伴随着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始终未曾消失。三国时期曹冏作《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曹魏的政治形势是：“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百代之业也。”[10]721－725一言以蔽之，没有实行真正的分封拱卫朝廷。西晋时陆机撰《五等论》，认为分封制是治世的基础，郡县制是乱世的根源。[10]742－743可见，在朝代频繁更迭之时，人们认为分封制是“百代之业”的保证。唐朝建立不久，有人向唐太宗提出分封宗室、功臣的建议，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如李百药、马周先后上疏，均言分封之制不可恢复。[11]98－111这表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孰是孰非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中唐时期，节度使势力膨胀，出现藩镇割据局面，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历史上分封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思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思想家、文学家、史论家柳宗元写出了他的名篇《封建论》，反复论证“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同时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在汉代，“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在唐代，“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12]46这是把周、秦、汉、唐的历史经验教训都讲到了，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柳宗元之前，人们关于这方面的辩难，主要是力图证明其中某种制度的优劣；而柳宗元的论证，则突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宋人苏轼高度赞扬柳宗元的《封建论》，在一则名为《秦废封建》的短文中认为：“昔之论‘封建’者，曹元植(按即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论出，而诸家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13]104显然，在苏轼之前，还不曾出现综合论述分封制与郡县制之各有优劣长短以至于互补的议论。 但是，到了顾炎武所处时代，他从对以往历史的全面考察，对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使用作了较理性的分析，揭示出分封制与郡县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可以互补，进而形成另一种政治体制，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由于顾炎武处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弊端比前人看得更加清楚，故而他能站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判断这两种政治体制在历代政治运行中的弊端，这就是：“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9]12因此，寻求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改变“其专在下”和“其专在上”的现象，使其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的政治局面。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就是在郡县制的框架下，适当限制或削弱朝廷专权，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程度的权力，使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作为，从而达到“厚民生，强国势”的目的。这样看来，苏轼所说的对于郡县制“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的观点，就不免过于武断了。从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来看，顾炎武这位新的“圣人”就改变并且发展了柳宗元的《封建论》。 顾炎武说的“富民生，强国势”，是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可以看作是他的社会理想。从历史上看，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都有类似的社会理想。司马迁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4]3319这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人物，他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唐代史学家杜佑主张“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15]3982，这表明他把“富国安民”作为社会理想。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他在《进书表》中明确指出，此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6]9607者入史。顾炎武说的“厚民生，强国势”同这里说的“富国安民”“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这些优秀史学家的见识和胸怀。这是因为，在任何时代，有关国家和民生的问题都是最根本的两件大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