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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顾炎武的《郡县论》九篇，从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层面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其社会理想是“厚民生，强国势”；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矫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历史积弊。其论述重点，是关于在郡县制的体制下推行县令的“世官”制度，以最终实现他的社会理想。《钱粮论》和《生员论》是从财政、选举这两个方面对《郡县论》的补充与延伸；“乙酉四论”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术宗旨，与上述三论亦有内在联系。 应当指出，顾炎武的《郡县论》是继柳宗元《封建论》之后的又一篇大文章。如果说柳宗元的《封建论》说的是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必然性的话，那么顾炎武的《郡县论》则是论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合理性，亦即在郡县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实行县令的“世官”制度。从本质上看，后者是一种在地方政治机构中有限度地吸收分封制中所特有的世袭制。 柳宗元纵观历史，总结出来一条基本经验，即郡县制之下，“有叛国(按指封国)，而无叛郡”；而当节度使演变成藩镇的世袭制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12]46，这是着眼于政治大局。顾炎武经历了明代的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从朝廷到地方及基层，整个社会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因此作了这样的总结：“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9]12显然，他所设想的县令的“世官”制度，是着眼于“民生”进而改变国家之“弱”与“乱”的趋势。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柳、顾所论都有其合理性。他们的主要区别是：柳着眼于中央政治，顾着眼于地方权限。其中饶有兴味的是，柳宗元以《封建论》名篇，却是说的“郡县制”的合理性；顾炎武题为《郡县论》，反倒意在申述“封建制”的可借鉴性，这或许是历史辩证法的一种反映吧。 那么，顾炎武所设想的“世官”性质的县令制度，是否可行呢？推行这种制度，是否可以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呢？显然，这里也还有不少尚待研究的问题。一是对于“世官”制度的理想化。如县令(首先作为“试官”)的选拔、委派，每三年的考核，“世官”身份的确定等，都必须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二是对于县令道德、能力的理想化。如县令必须对“私”与“公”作合理处置，既能把县令一家之“私”与一县之“公”结合得好，又能把一县之“私”与天下之“公”结合得好。三是县令的传承和荐举，必须既无县令一家内部的矛盾、纷争，又无举荐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等。而这些前提，在历史上曾经实行过不同类型的分封制之下，都是难以具备的。这是“世官”制度必然要碰到的最严重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朝廷的赋税收入是县令听命于朝廷，还是朝廷任凭县令自定额度上缴？这是关乎到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性问题之一。由此推而言之，顾炎武《郡县论》及相关诸论反映出来的政治学说，主要倾向着眼于改革地方政治，并涉及财政、学校、人才等诸多方面，但对朝廷及府州一级政治机构极少涉及，对县与府、州以及朝廷的关系亦言之不详，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官”性质的县令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学说罢了。在这里，既包含着改革与折衷，也反映了进步与保守。但顾炎武毕竟抱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9]131的情怀，站在历史认识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其专在上”与“其专在下”的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希冀有所改变，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