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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途取士，选拔“实用之人”“用世之材” 顾炎武所设想的实行“世官”制度的政治改革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及改革国赋以银的赋税制度，在他看来，能够真正有效推行这种改革和制度的人，只有类似杨于陵、周忱这样的“一代能臣”才能做到。而他所见、所闻、所读到的明朝的生员制度，是造就不出这种人才的。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才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他还说：“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17]313 基于这一认识，顾炎武作《生员论》上中下三篇，一方面对当时现行的生员制度作深入的剖析，一方面提出改革这种弊制的途径和方法。《生员论》上篇起首即高屋建瓴地写道：“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但是，现今全国有生员不下五十万人，他们所学习的，都是应付考试的“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这是因为，生员之中有十分之七的人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保身家”。所谓“保身家”，一是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二是“齿于衣冠，得于礼见长官，而无笞、捶之辱”。这样一个享有特权的生员群体显然同设科取士的初衷相悖。因此，顾炎武果断地提出：“请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9]21这是对隋唐以来实行了约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大胆挑战。 顾炎武论改革生员制度的途径和方法是：选择通《五经》之士，并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考核合格，“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9]22。至于那些一心只为“保身家”之人，则可仿效历史上的“买爵”之法，“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诸生以乱学者之为害也”。顾炎武把上述两种办法概括为：“夫立功名与保身家，二途也；收俊义与恤平人，二术也，并行而不相悖也。”[9]22面对五十万生员的庞大队伍，顾炎武提出的这种做法，虽有对旧习妥协之嫌，但在当时或许就是两全之策了。 顾炎武之所以提出对当时的生员制度的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这一制度的危害之深之大，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天下之病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皆尽归于小民。”[9]22－23他进而指出：“病民之尤者，生员也。”这不仅是生员的数量多，而其能量也大，为害极广。顾炎武这样胪列生员的危害：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9]22生员作为科举取士制度的后备群体，竟然有如此广泛的危害，恐非身处其境者不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剖析。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敢于断言：“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9]22任何合适的与可行的政策、制度，任何得力的措施，都必须由合适的、得力的人去执行，顾炎武所说的“用世之材”实为关键，这也是《生员论》的核心思想。 在人才问题上，顾炎武有多方面的思考与主张，除主张改变旧有生员之格局，将其“分流”为“立功名与保身家”、“收俊义与恤平人”二途、二术外，还提出可仿效历史上的“辟举之法”，使其与“生儒之制”并存，从而达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多收者，既已博矣”[9]24。他进而具体筹划，认为辟举之人，小郡可十人，大郡不超过四十人；小县可三人，大县不超过二十人，宁阙勿滥。若阙至二三人时，可选拔“通经能文者补之”。顾炎武强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理念和做法，认为：“夫取士以佑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途，未有不弊者也。”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辟举之法”的施行，“则天下之为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9]24，此亦不失为提高生员自身素质与社会影响的良方。 总之，顾炎武的《生员论》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才思想。这一思想，一则源于当时社会的乱象，尤其是这一无作为而有特权的“今日之生员”群体；二则源于对历史经验即荐举制度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