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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简驿递、驳勘、迎候等冗政，提高行政效率 顾炎武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在《郡县论·六》的开篇，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之息，莫大乎贫。”[9]15为了说明致贫的原因，顾炎武列举了两件事例以证其说。 其一，“且以马言之：天下驿站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府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9]15顾炎武认为，如减少六七成“驿递往来”诸事，则西北之马不可胜用。 其二，“以文册言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百万。”顾炎武认为，凡此减去七八成，就提高了行政效率，“而东南之竹箭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滋)，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9]15。顾炎武进而谈到矿业，认为：“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9]15 顾炎武进而自信地写道：“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9]15显然，这个判断太过于夸大了。应当指出的是，他对于“驿递往来”所办之事，以及“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等烦琐冗事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对于“迎候、生辰、拜贺”之风，仅从“纸料之费率诸民者”着眼，而对于这些官场活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则未曾触及，这就把大事化小了，甚至可以说是避重就轻了。以顾炎武的博学和智慧，他是不会如此简单地来揭示“今天下之患，莫大于贫”的问题的。而他说的富国之策，亦显得过于简单。但可贵的是，他毕竟揭示了朝廷与地方之间，以及上下级官员之间存在的种种弊端，只是没有把它说得更加明白而已。 为了扩大地方的行政、财政权力，顾炎武写道：“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为避免大规模的转运、调配，顾炎武提出了一些设想，其基本做法是：“一切归于其县，量其冲僻，衡其繁简，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余。”一是官禄“亦不使之溢于常数”；二是“则壤定赋”；三是“若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四是“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顾炎武认为：“行此十年，必无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者也。”[9]16顾炎武的设想固然很好，但中国地域之广，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完全避免东西南北的转运、调配，绝非易事。此其一。其二，县与县之间的“协济”之法，实施起来，必有不少障碍和困难。其三，“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亦非地方官员可以确定。准此，顾炎武所论克服“法之敝也”的种种设想，行之亦难。 顾炎武还论及选拔人才的设想，他在《郡县论·九》中明确表明“取士之制”，可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与“唐人身言书判之法”，每县隔年荐举一人参与部试，以成绩高下分别任职。学校师资由县令与该县士人共商聘任，“谓之师不谓之官”。对于如何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顾炎武的设想是：“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这些设想表明：人才的选拔、荐举，学校的兴办，也都是作为“世官”的县令的责任。顾炎武对他设想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作了这样的概括：“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9]17县今要营造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使士人达到这样一种思想境界，进而形成“王治”的政治秩序，可见顾炎武对于“世官”制度有极高的期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