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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病民”“病国”的赋税制度 如果说《郡县论》集中反映了顾炎武的改革政治体制思想的话，那么他的《钱粮论》(上、下)，则集中反映了他关于改革“病民”“病国”的赋税制度的见解。 顾炎武研究历史、考察社会，以“厚民生，强国势”为其根本而非空谈理论，他结合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或揭示存在之弊端，或提出改革之设想，处处闪烁着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他关于“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认识，引丘濬《大学衍义补》转述韩愈“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点，并以现实材料为之论证发挥，把韩愈、丘濬等人的认识贯穿起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17]359－370《钱粮论》所揭示的“病民”“病国”的根源，是官府令农民以银缴纳赋税，而农民无银纳赋所造成种种社会悲剧。顾炎武从实地考察中发现： 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丰，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9]17山东登、莱两地农民无银输官，或许地处偏僻，商贾往来不多所致；那么为什么关中地区在“岁甚丰，谷甚多”的年成，甚至出现“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以致“逃亡”“自尽”的惨象呢？顾炎武认为，从历史上看，这是“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农民“有谷而无银”，无法向官府缴纳田赋。换言之，即“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这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 对于这种反差和矛盾，顾炎武试图从历史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唐代实行两税法以前，国家“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两税法的实行，“始改而征钱”。宋仁宗时，因地而异，“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江东以帛。”金哀宗时，“民但以银市易而不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尔”。这是一个从征粟、帛到征钱，从征钱到征银的国赋征收过程，其中也还有因地而异的灵活处置的做法。顾炎武尤其称赞唐朝的“杨于陵之议”，肯定杨于陵任户部尚书时，“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9]18的做法。 诚然，从劳役地租发展到实物地租，再从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这是地租形态也是国家赋税形态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顾炎武所提出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在当时条件下，“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不供之数也”。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以至朝廷令民以银纳赋，实为荒唐无理之举。顾炎武对此作了形象的比喻，说这如同“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又说，这种“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9]19。于是，顾炎武结合历史上某些朝代或某些大臣的灵活做法，慨然大声疾呼：“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9]18不难想象，顾炎武写这几句话时，心情是多么沉重。 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在这里所反映出的一些认识，同《日知录》中所述是互为印证的。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用银的历史过程，进而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同时，他也称赞那些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某种变通的决策，他举出如下一个实例：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17]397在顾炎武看来，“权宜变通之法”确是矫正某些弊政的途径之一，只有“一代能臣”方有此胆略。 官府令民以银纳赋，已是弊政，顾炎武对此分析至深至切。然而伴随这一弊政的还有“火耗”之说。顾炎武写道： 呜呼！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此所谓正赋十而余赋三者欤？此所谓国中饱而奸吏富者欤？此国家之所峻防，而汗官猬胥之所世守，以为子孙之宝欤？此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而庸愞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欤？[9]19这一段话，把“火耗”的由来，“火耗”的本质，“火耗”的危害，揭示得淋漓尽致。 所谓“火耗”，是指弥补所征赋税银两熔铸所耗的加征。按常规，银两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在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火耗”却高达百分之二三十，高出正常损耗一二十倍，这显然是在巧取豪夺基础上的再度巧取豪夺。此外，还有所谓“羡余”和“常例”等杂赋，也已成为常态，“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9]19。这种情况不改革，顾炎武所憧憬的“富民生”的社会理想，就成为一句空话了。这或许正是顾炎武撰写《钱粮论》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