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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乙酉四论”的理论价值 如果说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是从明朝以前的全部历史进程并结合当时的现状来看待明朝的政治统治及其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当世所用的话，那么，他在乙酉之年(1645年)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四论，则是从南明的现实出发而凭借其对历史的洞察和时势的判断所提出的几个方面的策略。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顾氏的乙酉四论，基本上也是从南明偏安一隅为前提而写的偏安策。”[7]可以认为，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承载着历史的积淀而从中泉涌出丰富的历史智慧；他的“乙酉四论”是为了南明政权所面临的形势而“求助”于历史经验。前者和后者，在顾炎武来说，都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的反映。但它们在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仍有其不同之处：前者是从历史进程(即过去的现实)到寻求历史法则，再到当前的现实；后者是从当前现实的需要到寻求历史的参照，再回到当前现实的需要。 这种情况，正是顾炎武所经历的朝代更迭的历史变动及其自身遭际所决定的。清代史家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8]278－279对于顾炎武的“乙酉四论”正应以这一原则看待。 一方面，从南明政权面临的状况来看，以顾炎武所处之“世”及其“身处”来看，他的这四篇政治论文确是一份“偏安策”的具体反映。尽管这四论并未完全得以付诸实施，但也不能因此而掩盖顾炎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人的原则和治学的宗旨。 另一方面，从超越南明政权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顾炎武的《军制论》强调兵制的整顿和改革而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他的《形势论》从本质上说，是阐述“战守有余”的原则；他的《田功论》是讲的垦田、积粟、强兵三者关系的道理；他的《钱法论》似可视为《钱粮论》的姊妹篇，它们虽撰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但都是探讨有关财政问题尤其是货币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南明政权之下人们关注的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同时，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问题也都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而具有广泛的意义。可以这样认为，从考察顾炎武的政治学说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他的“乙酉四论”，其理论价值要胜过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 概括说来，判断“乙酉四论”的价值和意义，既要看到它们产生于南明政权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同时也要从一般的理论层面作出评价。这就是说，对于“乙酉四论”，既要看到它的“外壳”的局限性，又要看到它的“内核”的合理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