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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害影响在常熟地方社会中的扩散 常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在清代隶属于苏州府。雍正二年，“析置昭文县”(29)，昭文与常熟同城而治。一般说的常熟地区，包含了昭文和常熟二县。1840年常熟地区的昭文“成灾五分”，常熟“收成歉薄”(30)，从受灾分布来讲，“昭邑二百图，有一百八十图成灾，常邑三百图，止一百廿一图成灾。”(31)。本文将常熟当年灾情判定为2级成灾，其受灾程度就整个长江三角洲而言不算特别严重。 1840年水灾中，大量农田被淹，农业成为水灾对社会的直接影响面。六月六日(7月4日)到八日常熟连降大雨，低田、中田已经没入水中：《日记》六月七日记载“王知数自西南乡收麦租回，云低田新秧已没，中田亦渐没矣，若再连阴，恐成大歉，奈何。”(32)六月八日，农田被淹情形加剧：“城外一望汪洋，田与湖接，可扬帆而过，殆与癸未年景不甚相远矣。”(33)再加上海潮溢入，连“地势高仰”的西乡也皆被水，东乡地势较低，“低区圩岸多坍损”，农田被水情形就更为严重，大量的秧苗被淹损。到了10月份，因入秋以来天气转晴，常熟的灾象减轻，但低田仍被水淹没，“惟低区未经涸出者有无禾之叹耳。”(34) 常熟是重要的植棉区，且其棉纺业在长江三角洲占重要地位(35)。水灾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棉花需水怕涝，在生长期棉田内水渍和水淹，会造成蕾铃脱落乃至植株死亡，对产量影响十分明显。且棉花虫病与气温、雨日等气象因子相关性较强(36)，水灾过后，常熟棉田“未淹处又有虫伤”(37)。这种天气灾害对农业造成的损失是综合性的。 由于大面积的农田受灾，自耕农、佃农等主要以农业为生的群体承受了最直接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首先的反应自然是尽量补救，减少损失，利用降雨的间歇通过车水的方式进行田间排水，补种秧苗。但降水连绵，“农民方车水出田，补莳稻秧，又前功尽废矣，为之濠叹。”(38)这种补救措施的效果相对有限。 为应对灾害损失，农民最常见的措施是调整消费结构，压缩开支。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压缩农家能自己生产的主食的消费。如1840年水灾使武进芙蓉圩地区圩堤坍塌，田庐被淹，而村民向高地移居，“惟长孙守户，日仅一炊而已”(39)然而，根据黄敬斌对18世纪中期江南农民的消费结构研究，19世纪农家的生活消费的各个项目大体上缺乏弹性(40)，压缩的空间并不大。 除了尽量压缩开支，借贷、典当也是农民在灾年最常见的应对手段。邓云特讲道：“农民遇年歉失所，朝不夕保，则其救济之法，自以保命为先。”(41)于是，农民会通过向亲友、富户等有余力者借贷的方法暂时缓解危机。但很多贫民因没有偿还能力而难以借贷(42)，农民首先会典当衣物等暂时可以不用的物品，有时甚至出现“典去布襦几时赎，裤露两尻跣双足”(43)的情况。但借贷、典当也可能给不法奸商提供趁机压榨的机会，常熟地方当铺就“名曰二分起息，实则倍利矣”(44)，如果受灾较重，农民不得不典当田产、水牛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这就会从本质上危及农民赖以自立的经济基础。  从灾害学的角度来说，农民的这些应对方式，本质上是将灾害损失在时间上往后推移，损失数量并未减少甚至还要增加，其灾后应对的实际效果则和受灾农民自身的经济能力有关系。在传统的江南社会，土地的兼并程度一直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常熟地区，占总户数3.2％的地主、富户拥有59.5％的田地，而占总户数65.6％的贫农仅有22.4％的田地(45)。对于人多田少的贫民而言，必须兼做副业维持生计，这也是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46)。 常熟作为重要的棉纺地区，纺棉织布是常熟小农经济的重要类型，“男女效绩，宿夜不惶”(47)，而水乡地方的农民“操舟捕鱼”；傍山的农民“伐石担樵”(48)更是常见。这些谋生手段，使得常熟地区之民“不专仰食于田，故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轻去乡井，非其有宿储也，为谋生之方不出一途也。”(49)兼业虽然降低了农业在农村家庭经济中的比重，使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天气灾害的适应能力。但农村贫富的不均，实际上即是对灾害应对能力的不均，却不因这种兼业而改变。 因此，即便是普通农户在面对灾年时，也无力自己应对，而对于极贫的民众，以及一些没有稳定生计来源的短工，这就是“盖饥寒迫于身，始则流亡，必继为盗贼。”(50)他们“家无隔宿之粮”，一旦受灾，“朝不夕保”，极易成为流民，并通过偷、抢等不法手段获得生计，从而成为社会秩序中最动荡的因素(51)。而当普通的农民无力抵抗灾害时，他们也会通过“攒食大户”或者抢稻等暴力手段获得生存资料(52)。就是说，即使在一般的灾年，作为直接受灾的群体，也需要将灾害的损失，部分转移到社会其他群体中分担，这就造成了灾害影响在社会群体中的传递。 灾害影响在社会中的传递，首先是信息的扩散。从连降大雨到村民报灾，仅在几天之内。六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村民入县报灾者络绎不绝。”(53)信息由灾民传递到地方政府，而后又在地方士绅之间、士绅与政府之间以及基层社会间传递，这点在《日记》中多有体现。这种信息的传递使得每个人对于灾害及其后果都有自己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将反映在个体的应对行为上。 水灾之初，时人认为当年水情已经接近1823年“癸未大水”的情形。癸未大水去时未远，对上次特大灾害的记忆加剧了民众对此次灾害的恐慌心理。谣言在散播。如六月二十四日“夜，晴，寇警频传，闻报尤乱，又有讹言大水将至者，城中颇多移居高乡以避之。”(54) 恐慌的心理易于引发激烈的行为。灾情初显之时，常熟地区就已经发生了多次盗匪事件，这些盗匪事件体现出民众的恐慌心理，并给士绅带来了心理冲击。《日记》于六月十一日记载当时已屡有村民抢夺大户的现象：“时乡民已屡有抢夺大户及舟行船板者，可虑也。”(55)同时，城中的抢、盗事件也给了翁心存为代表的地方绅士很大的震撼，他评价道：“城中如此横行，殊可骇异。”(56) 而随着信息的散播，灾害对区域社会不同人群的实际经济后果也开始扩散开来。作为直接受灾人群的农民，除了压缩自己能生产的主食消费，还会尽量压缩其他方面消费，如衣着、副食、世俗礼仪等方面，按照黄敬斌的研究，19世纪江南农家在这些方面的支出约占总支出的30％左右(57)。这部分开支的压缩，使得灾区的手工业、商业和从事各种服务业的人群生计也相应受到了灾害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灾后信息的扩散，对灾害的预期也使得未直接受灾的人群不得不有意识地压缩开支，也使得社会的正常消费萎缩，进一步加剧从事这些行业人群的困难。而社会秩序不稳定，还会直接波及其经营。《日记》中记载了由于不逞之徒的抢夺，梅里布铺不得不歇业的情况(58)。 即使是处在社会上层的士绅，在这样的灾害中也会蒙受间接的经济损失。一方面，这些社会上层一般都拥有地主身份，并会对典当、商业等有投资。农业的损失，不可避免地要在其地租的收取上体现出来。而消费的萎缩，也会影响其商业的收入。更大的问题则是灾害导致的社会不稳对其生命财产的威胁。当年长江三角洲灾区多处爆发饥民滋闹事件(59)。在常熟，六月二十八日：“东乡低区圩岸多坍损，被灾较重，罟里村等处已有攒食大户者矣”。(60) 总之，1840年这场普通的水灾，在常熟地区，首先直接影响到了农业和农村，然后灾害影响又间接传递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直接受灾的贫民，难以独立承受灾害的损失，需要社会各种形式的帮助。而有关灾害的信息扩散，以及灾民为生存而出现的激烈反应，则营造着社会紧张的氛围，促使社会各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分担受灾群体的损失，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灾害后果在社会中的传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