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鸦片战争对1840年水灾社会响应的影响 1840年长江三角洲水灾的社会响应过程，还交织着鸦片战争的影响。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裕谦上疏称：“六月间，江苏霪雨成灾，兼值海氛不靖，民情不无惶惑”。(106)英军到来的消息，使得水灾冲击下的社会心理更加脆弱。 1840年6月底，第一批英军到达浙江舟山地区。六月初八日定海失陷，翁心存等于六月十六日得知此消息，不禁感慨：“……云夷船已抵蛟门矣，阅之真堪发指。江浙兵力柔脆，加以呈平日久，纪律未娴，更恐沿海饥民从而附和，奸人从而勾结，则隐忧方大矣。”(107)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地方政府组织“夜间各官分头查缉，颇为认真”(108)，此外，县侯还集结了乡民协同在港口守望(109)。 随着英军到达上海，社会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如六月廿三日“清晨来客络绎不绝，缘讹传日甚”(110)。尤其从八月二十日，英军濒临常熟，《日记》记载英船“停泊洋面，渐近吾邑界矣，风鹤日逼，如何，如何”(111)。随后，英船驶入常熟白茆、许浦一带，并登陆频繁抢夺居民财物，而沿海不逞之徒也趁机抢夺，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使得梅里布铺多闭歇，濒江居民纷纷窜避，有移入城厢者”(112)。 随着战争步伐的逼近，军事调动频繁，常熟地近长江，亦抽调兵马前来驻防。七月十五日，调防的400名安徽抚标至，纪律尚可。七月十九日，驻防常熟的福山营兵却借口六、七两月兵米未放，以委员和知县到营查验军装之机，“拦舆哗诉，群殴民壮，遂一哄而散。需亟发银米抚慰。”(113)到后来，福山营兵进一步哗闹饷银，至“刃伤把总”，“兵力已单，又无纪律，可忧甚矣。”(114)这种恐慌的心理，无疑使人们对灾害的预期更为悲观。 1840年水灾灾情显露之初，便有战争发生，这对并不充足的赈济资源产生了争夺，究竟以团练御敌为主，还是以赈济救灾为主，地方官员与士绅一直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 地方官希望地方士绅除了赈济灾民，还能承担一定的团练费用。《日记》记载，六月十九日，“常、昭两县令为团练经费来”，但翁心存仍旧认为目下赈济灾民为首要：“谓(团练)经费颇多，目下遍野哀鸿，正需抚恤，若赈灾、练饷同时并举，恐诸富室亦力有未能”(115)。随着鸦片战争的进行，常熟地方官受到上级要求团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六月廿四日，常昭两县令传达：“以节相之意必须团练”，然而财政拮据，费无从出，于是地方官向地方绅士施压，进行劝捐。翁心存虽仍然坚持团练、赈灾难以并行，无奈还是“效古人毁家纾难，亟出曩在江西所余养廉库平宝银五百两，拟为慈亲卜寿藏者，举以畀之。”(116) 地方士绅与官方力量进行周旋，以减少其需要筹措的款项。面对来自地方官的压力，六月廿五日，翁心存遂到省城谒见江苏巡抚裕谦，详陈常昭防守事宜与被灾情形。裕谦给了翁心存肯定的答复，认为“团练不足恃，今日之事，自宜以赈灾为第一要务”。然而裕谦也明确指出“但若请赈，则国家经费有常，似难邀准，亟须邀众绅士竭力劝捐以赒乡里，至防堵经费，则库府充盈，自应官为办理，断不派累及民间也”。得到此答复，翁心存速将其驰书告知常、昭县侯，“以吾邑绅士正在学宫集议劝捐故也”(117)。 由于地方士绅意在赈济而非团练，在明伦堂会议时，他们对捐款比较犹豫“虑其移赈务于军需，则力不瞻，且易滋乡民之口实也”(118)。翁心存以其意告知县侯刘玉川，刘玉川奋笔书“专为赈济事”于薄面，士绅才相率书捐。 鸦片战争对社会心理造成了重大影响，不仅社会动荡的局面加剧，而且为了应对战争的威胁，赈济资源受到了争夺与牵制，这使得1840年水灾的社会赈济更加的困难和复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