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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际网络与边疆研究：以寿阳祁氏家族为中心 从乾隆朝到道光朝，关于西北边疆的著作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私人记述到方略方志再到私人研究著作的过程。(16)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是在从道咸之际一直到光绪中叶的顾祠会祭中都起着中坚作用的寿阳祁氏家族。(17) 祁氏家族第一代发迹的是祁韵士(1751～1815，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乾隆四十七年(1782)，祁韵士充国史馆纂修官，因谙熟满文，被指定修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完成修书工作，祁韵士曾“悉发大库所贮清字红本督阅搜查，凡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如是者八年而书始成。(18)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进行西北史地研究的基础，也显示出在西北对于帝国仍以军事意义为主的情况下，能够接触到中央政府的档案才是从事相关撰述的最重要前提。 此后，祁韵士历官国史馆提调兼总纂官、户部郎中、宝泉局监督等职。嘉庆九年(1804)，户部宝泉局库亏铜案发，历任宝泉局监督都被牵连，祁韵士也因此受辜，被判遣戍伊犁。在新疆，受伊犁将军松筠赏识，受命创纂《伊犁总统事略》(后名《西陲总统事略》)，又利用修纂官书的机会，“别摘山川疆理”而作《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两部私人著作，(19)“成为了内地西北著作与新疆地方史志的沟通者”。(20) 在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学人群体中，寿阳祁氏家族表现得非常突出，与顾祠会祭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曾经到过新疆、作有多种西北地理著作的祁韵士和他的儿子、做到军机大臣的祁寯藻都是这个学术潮流中的人物，祁家与张穆又是姻亲，许多西北史地著作的整理、校勘、刊刻都与祁氏家族密切相关。祁寯藻与何绍基、张穆的关系极为密切，(21)在咸丰年间，祁寯藻及其子祁世长保证了顾祠会祭的延续，更加强化了顾祠与西北史地这一新兴学术潮流的关联。 据其子祁世长写的墓志，祁寯藻在入值南书房时，军机大臣曹振镛知其父祁韵士曾著《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两书，凡有相关军政事务都要征询其看法，以至于“廷寄于山川道里，动合机要，万里之外不啻虏在目中”。(22)祁寯藻自己也说：“道光丙戌、辛亥间，回疆用兵。寯藻儤值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3)祁寯藻对道咸之际西北史地之学的繁荣有相当重要的贡献(24)：第一，祁寯藻是祁韵士与张穆之间的连接点。因为姻亲关系，祁寯藻事实上是张穆在京城的居停主人。除校勘《西域释地》和《西陲事略》，张穆更在校勘《藩部要略》时，萌生了写作一部蒙古地志的想法，因有《蒙古游牧记》之作。(25)第二，祁寯藻是张穆、何秋涛等人西北史地著作的刊行者。咸丰八年，出资刊行张穆的遗著《  斋诗文集》，第二年又出资刊刻了张穆所作、何秋涛整理写定的《蒙古游牧记》。第三，祁寯藻身居高位，对于舆地之学在朝政中的应用颇有关系。咸丰十一年八月，同治皇帝登基，两宫垂帘，祁寯藻也得起用。在随后的上疏中，他特别提到要年少的皇帝注意地理舆图：“至于天下舆图，亦宜渐次口讲指画，明其山川道里、关隘夷险。”(26)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事的冲击，咸丰初年，顾祠遇到了低潮。但是从咸丰五年(1855)开始，参与会祭的人数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到咸丰七年秋祭，甚至接近了50人之多。此后一直维持到光绪中期。究其原因，是因咸丰四年祁寯藻以病奏请开缺，次年其子祁世长就成为顾祠会祭中的重要一员，到了咸丰七年，祁寯藻也开始出现在顾祠会祭的“题名卷子”上。此后直到同治五年九月祁寯藻病逝，他在19次会祭中只有5次没有记录。对于咸丰中期到光绪年间的顾祠会祭来说，祁氏父子是无可置疑的支柱力量。 祁世长(1825～1892)，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谥文恪。自咸丰五年九月九日顾祠秋祭起，至光绪十四年三月三月十八日顾祠春祭止，祁世长共在“题名卷子”上出现了54次之多，在顾祠八十年的历史上，是参与祭次最多的一位，光绪三年以后并多以主祭的身份出现。可以说，除了同治五年至七年丁父忧、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出为安徽学政、光绪八年至九年出为浙江学政之外，祁世长于顾祠会祭几乎无祭不与。自光绪十四年秋祭起，祁世长再没有继续参与会祭，顾祠会祭遂于次年起中断，直到光绪二十四年移祀苏太谊园方才恢复，由此可见，祁世长实是同光时期顾祠会祭的支撑者。 祁韵士由参与修撰有关西北边疆的官书，进而转为从事撰述同类主题的私人著述；祁寯藻以军机大臣之尊，成为若干西北史地学者的庇护人，并且主持出版了几部重要的著作；祁世长虽无学术贡献，但是他长期支撑了一个士大夫雅集活动的存在，关于西北边疆的知识借以广泛流传。在祁氏家族三代人那里，顾祠会祭正是他们的作用得以发挥的人际网络载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