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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北知识的流传及其意义 杰出学者的出现、重要论著的出版是学术思潮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某一学术领域(包括其问题、方法及发现)的流布超出专家的范围，成为更多人谈论的“话题”的时候，书斋中的研究才能不再囿于知识的层面，而对社会的一般观念发生影响。对于身处其中的学人来说，顾祠会祭所起到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学术方面的交流、切磋乃至传承；第二，是连接或巩固学者与学术赞助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第三，是学者撰著的刊刻与流传。 在顾祠会祭的前二十年间，凭借着通过顾祠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这一群体从事了大量的书籍校订和出版工作，这让“会祭”这一看起来十分松散的交游活动，具备了提供作品发表、意见表达与传播学术的实际作用。这种建立在学者间个人关系上的出版行为相当多样而复杂，其中既包含有官府的主持、富商的赞助，也有学者的个人努力。要之，对前人时贤著作的收藏、寻绎、校订、出版，是顾祠同人的重要活动内容。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第一次会祭，参与者除官员与学者外，还有一位山西灵石的富商杨尚志(字子言，1821～1856)；第二年五月，其兄杨尚文(字墨林，1807～1856)也参与进来。杨氏兄弟进入顾祠交游圈后，利用这一人际网络资源，刊刻了《连筠簃丛书》。(48)《连筠簃丛书》由杨氏出资，张穆负责书目的选定与编校。何绍基说杨尚志“刻《连筠簃丛书》十余种，皆发明经史、裨益实用之书，张石舟实为经理”，(49)张穆事实上成为《连筠簃丛书》的主持者。由于张穆同时也是顾祠会祭的发起人，这让《连筠簃丛书》成了顾祠会祭群体学术趣味的反映。 《连筠簃丛书》前后共刊刻了15种书籍，涵盖了小学及金石学、目录学、边疆史地及金元史、算学、同人著作几类。西北史地方面，《连筠簃丛书》所收录的最重要书籍是《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及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一卷。另外，沈垚作有《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也算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跋尾，只是沈垚的《落颿楼文稿》也已一并刻入了丛书，才没有重复收录。(50) 除刊刻《连筠簃丛书》，顾祠同人对同一交友圈中友朋的遗著刊刻亦极为尽心，俞正燮、沈垚、张穆等西北史地学人的著作都是凭借同人的努力，才得以问世流传。与书籍刊刻相应的是关于西北史地的话题在北京的士大夫中间逐渐流布。在清代前期，有关边疆的书籍极少见到。洪亮吉说：“我国家膺图百年，辟地三万……光于唐汉，远过殷周，然而大一统之书、内三馆所绘秘图，则流传匪易，鸿编则家有为难，非寻隐括之方，惧启津涯之叹。”(51)认为地理知识的难于获取，与清朝开疆辟土的功业完全不能相称。相关著作的稀少、资料的缺失，这种情况让人际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对西北史地的学人变得极为重要。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徐松、张穆与沈垚等人的交往。张穆说： 子惇(沈垚字)留京师，为桐城姚伯卬总宪校《国史地理志》，寓内城，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羊炊饼，召余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余尝戏谓，子惇生鱼米之乡而慕膻嗜麦，南人足不越关塞而好指画绝域山川，笃精汉学而喜说宋辽金元史事，可谓三反。子惇闻而轩渠，以为无以易也。(52) 剧谈西北地理，当然不只是为了“笑乐”，事实上三人在西北史地方面的商榷与切磋是极为频繁且重要的。在北京谈论西北地理的不限于徐松、张穆等人，龚自珍、魏源、程同文等等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53)不过要注意的是，尽管许多京城学者们的眼光都投向了西北，相关的话题也多在专门学者中间流传，而在道光年间的宣南士大夫中间，虽然不乏谈论西北的言论，但仍多从战略和经济的角度出发，论述西北对于中央王朝的价值。例如林则徐就极力主张在西北开辟稻田，以解东南税赋之困，(54)冯桂芬对这条主张也曾大力鼓吹，(55)类似屯田西北、移民边疆的说法不胜枚举。但是，这些主张多不脱书生论政的局限，既缺乏对西北实情的了解，又表现出强烈的中原本位的立场。 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沈垚也属于喜谈西北士人中的一员。他写的《新疆私议》反对“捐西守东”论，认为只要在西北实行屯田，就可以解决军饷问题，不会出现为守新疆而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并举汉唐屯田的史事加以佐证。(56)但是徐松写信告诉他，“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故屯田非易”，沈垚的设想完全不切实际。沈垚回信致谢，承认著论“必验诸实在情形”。(57)中原士人对于西北边疆的熟悉，要通过若干研究著作的流传才能实现。只有等到相关的研究著作和史料陆续问世之后，大批的汉族士人发现这些作品使用了他们所熟悉的考据学的资源和方法，有关边疆的话题才能超出专业学者的圈子，成为普通读书人也可以参与的讨论主题，大量的普通士人通过阅读、科举和人际网络，开始接触到边疆地理的知识。这里略举数例。 顺德李文田(1834～1895)于同光间从事《元朝秘史》等书的校注，是当时对元史研究最有贡献的学者。他于咸丰九年中进士，此后除了短暂的几次外放学政之外，一直在北京任职。(58)但是，随着张穆、何秋涛等人的离场，咸丰二年以后的顾祠会祭已经不再有西北史地学家的参与，可能也缺乏居间人的勾连，李文田从来没有参与过顾祠会祭。不过，顾炎武仍是他从事西北史地研究时的学术榜样，他曾咏泰定三年石塔“书法畏吾兼蒙古，眼明谁是顾亭林”，又说“昌平山水记堪徵，断甃残当十四陵”，(59)都清楚说明这一点。李文田开始他的西北地理和金元史研究的时候，他所校注的《元朝秘史》以《连筠簃丛书》本为底本，他所札记的《朔方备乘》是何秋涛的遗著，所依赖的几乎全部是张穆等人留下的遗产。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李文田为正考官、王仁堪为副考官。(60)这次乡试以公羊命题，而以西北地理发策，对于学风转移甚大。其时参与考试的诸生吴燕绍回忆：“戊子应试秋闱，三场策问有西北地理，瞠目不能句读，归而发愤，始阅辽金元史、《一统志》、《西域四种》、《藩部要略》、《蒙古源流》、《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诸书，辛卯，竟以是幸捷贤书”，(61)而吴燕绍本人也从此留心西北，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西北史地专家，在1919年顾祠恢复公祭的时候，他又成为其中的一员。 又如光绪十一年广东乡试，康有为说“时所问策有《宋元学案》及蒙古事，场中无对者，皆来抄问”，(62)《宋元学案》的校补刊刻及对蒙古史地的研究，都是顾祠群体的学术事业。再如，左宗棠之兄左宗植(1804～1872)与徐松私交甚笃，(63)与汤鹏、魏源等人并称“湖南四杰”。道光三十年，他入京选授内阁中书，其间受到祁寯藻的信任。咸丰二年，左宗植因爆发太平军战事而还乡，在京时他参与了顾祠道光三十年的秋祭和咸丰元年的春祭，其时徐松已经去世，顾祠祀事实际由何秋涛主持。左宗棠受左宗植影响极大，而左宗棠日后对于新疆的态度则明显源于魏源等人的论述，(64)道光末年北京城谈论西北地理的风气是有直接政治效果的。 魏源亦是早期顾祠会祭中的活跃人物。他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地理”，所著《元史新编》吸纳徐松的意见甚多。(65)魏源“师法亭林，具经世之志”。(66)他对顾炎武的诗也极为服膺。(67)道光二十四年，魏源入京会试，中会试第十九名。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他参加了顾祠的第一次生日祭，随后返回苏州，重订了《圣武记》。(68)次年乙巳恩科，魏源补行殿试，再度到京，又参加了那一年的顾祠春祭和生日祭。魏源和何绍基往来密切，与张穆又是学友，他之参加顾祠会祭应该是由此两人的接引。因宦游的原因，他自道光二十五年离京后，就再没有回到京师，自然也无缘参与之后的会祭，但所体现的精神颇能代表顾祠群体，而与顾祠中人的交游也是他成学的重要条件，他的著作及思想无疑通过这样的社交网络得以流传。一个例子是在咸丰八年，曾与魏源同时参与顾祠会祭的王茂荫奏请刊发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要“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希望借此增进主政者的外洋知识。(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