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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顾炎武对于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之学具有学术上的榜样意义，他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及晚年居住西北的人生经验，都给关注边疆的学人以学术上的教益和精神上的感召。不过，这些学人群奉顾炎武为偶像，发起并参与到顾炎武崇拜的活动中，背后的历史意涵相当复杂。 顾祠同人中的边疆史地研究者，从徐松到魏源、张穆，再到何秋涛，对清朝的大一统事业都持相当忠诚与肯定的态度，他们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消除时人对新拓疆土的陌生感，而大大强化其对于清帝国的认同——尤其当这种认同与士林中倡导忠诚的风气汇合一起时，效果会更加明显。 顾祠同人的边疆史地研究从下述两个途径对认同发挥影响：一是采用汉族士大夫所熟悉的资源与方法来进行对边疆的研究；二是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顾祠会祭的人际网络得以刊刻和流传。 从道光朝后期到整个咸丰年间，所有西北史地学者都具有考据学的背景。继清朝以强大武力将西北纳入国家版图后，汉学学者用空前发达的考据学方法，将这一新疆域纳入了汉文化世界的知识版图。如果说在顾炎武那里，明遗民用经典考证和舆地研究维系着汉文化传统不坠，那么在徐松、张穆等人这里，就是考据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来完成边疆地区在知识和观念上的“内地化”，越来越多从事经史考证的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其实是参与到形塑帝国想象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顾祠同人所进行的刻书事业中，边疆史地的作品占据相当比重。这些书籍得以出版，本身就是同人合力支撑的结果，又通过同人流转四方。顾祠会祭有核心成员，他们参与的频率极高，往往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也有边缘成员，或是偶至京城的官员、举子，或是因各种人际连带来观礼的好奇之士，时来时去，聚散无常。但正是通过不同类型成员的接触，顾祠同人的观念、著述得以广泛传播，晚清士人热衷谈论西北地理及金元史事的风气得以形成。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战事大大促进了汉族士大夫对于清帝国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明遗民的揄扬中形成的，而顾祠会祭将同时作为舆地学宗师与遗民典范的顾炎武作为崇拜对象，宣扬忠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顾炎武的旗帜下，这样的双重认同——一种对象是异族主导的多民族统一帝国，一种则是明遗民所象征的汉文化传统——于道光朝后期的政治氛围中奇妙地融合到一起，让晚清的国家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质变。研究清代前期西北军事的学者已经指出，征服西北的是“清朝”，而不是汉族中国人(Han Chinese)，(70)但在满人和蒙古人等族群将新疆收入清帝国版图之后，中原地区普通的汉族士大夫(而非仅是朝廷官员)又如何形成关于新的大一统帝国的认同与想象的?本文不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对西北史地学的发生及流传机制作出探讨，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如顾祠会祭这样的人际网络，则提供了一个从事相关议题研究的绝佳入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