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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据学对西北史地研究的“接管”：顾祠会祭中的徐松、张穆、何秋涛 在乾嘉考据学家及其后学心目中，顾炎武首先是考据学的大宗师，是奠定考据学研究方法及典范的开创性人物。例如《国史儒林传》说“国朝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所谓“根柢”，显然针对的是宋学“言心言性”的游谈无根。顾祠的发起，在树立人格榜样而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对考据学的发扬，所以当何绍基回顾创办顾祠初衷时，特别强调自己的本意是以朴学号召同人：“我昔初构顾君祠，思将朴学萃俦侣。”(27)在道咸时期顾祠会祭的参与者中，考据学者的比重是最高的。(28)顾祠会祭之所以囊括了当时在北京所有重要的西北史地学者，与边疆研究的考据学背景分不开。但是，关于西北边疆的研究本来并非源于考据学，它是后来被考据学所“接管”的，徐松、张穆、何秋涛等顾祠会祭中人的学术经历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说徐松。尽管由于个人际遇的关系，徐松只有机会参加道光二十六年春祭这一次顾祠会祭，但他在顾祠早期的地位相当重要：不仅因他与何绍基、张穆等人关系密切，而且在道光二十四年顾祠特祭陪祀的四位逝者之中，陈潮、沈垚都曾是他的座上宾(29)，俞正燮也是他的好友。徐松少时曾从桐城人左眉学习古文辞，但并没有跟从乃师走“以文词见”的道路，而是立志“专心考据”，(30)曾有考证说文段注的著作，(31)这大概就是《清儒学案》所谓的“原本经术”。(32)嘉庆十五年，徐松派充湖南学政，十七年因为科场案而被遣戍伊犁，遇到有志于修纂新疆地方志的伊犁将军松筠，从此西北史地研究成为他一生的志业。 后世学者认为，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与他前此所学到的考据学方法有着密切关系。(33)新疆进入版图是“千古未有之事”，这是清代人的共识。(34)《清儒学案》称徐松的著述为“千古未有之书”，(35)所看重的则不仅是他对西北地理的描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详尽，更在于他利用有关西北的新知来考经证史，成功地将边疆和绝域整合到汉族士人的文化传统与知识体系之中。在徐松等人的眼中，由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等经典文献的存在，西北地区的山川水土并不是全然陌生的世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以实地的经验来补上经典的缺环，完善关于天下郡国利病的认知。《西域水道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体例，《新疆赋》采用汉赋这种极具汉文化印记的文学体式，更不用说《汉书地理志补注》以新知考证旧史，都是将时人对西北边疆的知识转化为疆土观念的必经之路。 在《新疆赋》序中，徐松引乾隆二十年的上谕：“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开都护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湮。着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以资采辑。”(36)寻找西域地理“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这是徐松一生学术工作的原点，但同时也是清代朝廷的需求：即使是号称天下共主的满清皇帝，在了解西北新疆域的时候，也必须依赖汉族的古代经典作为参照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奠定了西北边疆进入汉人知识和观念世界的政治基础。 时人把徐松当作顾炎武、顾祖禹舆地之学的继承者，将《西域水道记》视为《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补充，(37)其着眼点正在于其作所体现出的考证学特点；而在北京的西北史地学者之所以能在顾祠会祭的框架下形成一个十分紧密的学术圈子，原因也正在于此。 再说张穆。与徐松不同，张穆少时的学问似乎没有受到太多考据学风的影响，祁寯藻说他年幼时“喜观儒先学案，言之甚悉”，(38)张穆年谱的作者则称，曾见其十六七岁时所抄录的王阳明、吕坤、刘宗周等人的语录。(39)直到道光十二年入都以后，才第一次出现他与人“说经讲小学”的记载，(40)看来他之转向汉学与京城的学术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程春海会说他“空谷隘知见，北游恣所学”。(41)到北京之后，张穆才真正打开了学术视野。 张穆之接触西北史地研究，是受了祁寯藻和徐松的影响。道光十六年，他受祁寯藻的托付，校订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又在这一年与沈垚结识，还和沈垚一起同徐松剧谈西北地理，(42)学术工作的重心逐渐向西北史地转移。他真正的学术转折点，是为祁寯藻校订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这项工作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知识，同时也为他自己的集大成之作打下了基础：正是在校订《藩部要略》的时候，张穆决定另外撰述一部蒙古地区的地志类著作，与纪传体的《藩部要略》相辅而行，是为《蒙古游牧记》。 张穆与他之前的西北史地研究者如徐松、祁韵士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他从没有到过新疆或蒙古，其著述完全依赖于历史文献、传闻及官书，也正因为如此，他之投身于西北史地研究更多地出于知识兴趣和政治关怀，而非偶然的个人际遇；第二，他没有参与过官书的修纂，从始至终都是以私家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和著述，其作品也不具备任何官方色彩。张穆自觉地将个人的学术研究放在帝国边疆危机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种政治主体性的高涨与鸦片战争时期士大夫政治的新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发起创建顾祠的时候，张穆正处于从考据学者到西北史地学者转变的时期。顾祠这样相对紧密的交游网络让他获得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有力者的保护和支持及同领域学者的学术交流。更为重要的，是顾祠会祭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张穆学术作品的用世之意。张穆不是京城研究西北史地的开创者，但他是京城西北史地学术圈子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说“谈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等为滥觞”，(43)所强调的就是张穆特殊的学术史地位。 又说何秋涛。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自幼留心舆地之学，据说儿时就能“举天下府厅州县名，数其四境所至”，(44)又据桂文灿引用杨宝臣的说法，何家藏有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地图，他十一二岁时即“尝影钞二三百纸，于直省郡县、蒙古部落、西域城郭、一切水道，了如指掌”。(45)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开始在北京居住。次年，拜同为福建人的陈庆镛为师，从此进入顾祠会祭的圈子。陈庆镛的专长在小学，而于舆地之学未尝留心，何秋涛在陈庆镛那里所学的只能是训诂考据，地理方面则以张穆为师。 作为张穆舆地学的继承者，他曾与张穆比邻而居，往来密切，许多学术工作都是合作完成的。张穆校订《元朝秘史》时，何秋涛即曾参与。在张穆引领下，何秋涛又校订了《元圣武亲征录》，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北魏延昌地形志》都经过他的补充修订才写成定本。除了补充、编定张穆等人的著作，他还为这些书籍的刊刻四处募资，对于陈庆镛等人遗文的编校与出版也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何秋涛的成学归功于顾祠同人的夹持之力，同时他也在张穆、何绍基、陈庆镛等人去世或离京后，担当起了顾祠会祭组织者的责任。道光二十六年春祭起，何秋涛开始参与顾祠会祭，直到咸丰三年他离京为止，几乎无祭不与，还多次承办，(46)是顾祠会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何秋涛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延续了俞正燮《俄罗斯事辑》、张穆《俄罗斯事辑补》等著作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关于俄罗斯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巨著《朔方备乘》。这部书(及其前身《北徼汇编》)的编写是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的直接反应，也的确曾经进呈给皇帝而进入当局的视野。但是，何秋涛仍然认为古代的经史著作足以应对时下的洋务难题。郭嵩焘与何秋涛一度关系密切，前者的话可为明证： 往闻何愿船谈洋务，深中窾要，怪而问之，答曰：“六经、周秦古书，下逮儒先论著，准以历代之史，参考互证，显然明白。世俗议论只自豪耳，何足为据!”(47) 这是西北史地研究中，试图以考据学方法达致经世目的的思想基础。在道咸时代西北史地学家的心目中，对边疆地区地形、水利和历史的研究，固然是“时务”的需要，是致用之学，但他们并不认为时代已经演变到要在“道”的层面上改弦更张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在最根本的理念上，并没有超越顾炎武的限度。 然而，清代中期西北史地之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形势作出合适的反应，或者承担某种对边疆地理进行“科学研究”以发展出“近代地理学”的任务。它首要的价值在于，在汉族士人对于中国(或者“大清”)的想象中，加入西北边疆的部分；或者说，在汉族士人的心中，将新入版图的西北地区由“陌生”而变得“熟悉”，从而奠定近代中国人“大一统”想象的地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