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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德辉：华人翻译之翘楚 英华书院以培养传教人员为宗旨，西方人与华人子弟兼收，尤其强调华人学生必须学习英文，这导致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办学的25年中，不少华人毕业生英语水平达到相当程度，其中在晚清翻译界声名最显者，则非袁德辉莫属。他日后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的重要成员，在林氏主持的翻译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德辉，小名小德，即《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提到的“在马来亚槟榔屿和马六甲接受教育，已在北京官府任职数年之年轻人”(20)，原籍四川，据说出身显赫，是明朝皇室后裔(21)。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在槟榔屿一所天主教学校学了3年拉丁文后，于1823年转至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英文(22)。袁德辉是如何来英华书院学习的，因史料缺乏已无法确考。所幸他在英华书院学习期间，与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1812—1891)同校。亨特在其所著《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中提到袁德辉： 很快就看得出来，他不是等闲之辈。他熟识拉丁文，而我们的中文老师人人都对他在中文方面的高深造诣感到惊异。他的名字叫小德(Shaow—Tih)，是四川省人，年纪在25岁左右。他讲一口很浓的中国官话。他对书院的中文印刷所极有用处，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可以给印刷所誊写用来制版的抄本。……小德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当我离开那里回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书院里每个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他为“读书人”，那是因为他学习时专心致志的缘故(23)。 从亨特所记可知，袁德辉学习刻苦，英语能力达到相当水平，这从麦都思所写的1826年英华书院报告可得到确证。据麦都思称，袁德辉已能将托马斯·基思(Thomas Keith，1759—1824)《关于地球仪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Globes)译为中文(24)。在此期间，他还将Stockius的《希伯来语词典》(Hebrew Lexicon)译为中文(25)。他还与高大卫教授合作编纂《会话词组》(colloquial phrases)，作为学习中文或英文之辅助，1826在英华书院印刷所出版(26)。1827年秋，袁德辉来到广州，后由亨特和行商伍浩官介绍给两广总督李鸿宾。李鸿宾赏识其才学，举荐到北京理藩院任通译。1830年夏和1838年上半年，袁德辉两度奉命到广州采购外文书籍。1838年12月，林则徐被道光帝任命为赴粤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早就深知“筹夷务必知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27)的林则徐，在启程赴粤时，特意带上已在理藩院任通译多年的袁德辉同行，袁氏从此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的重要成员。事实证明林则徐此举是颇具眼光的，袁德辉在日后林氏组织的翻译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袁德辉是将瑞士国际法学者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1714—1767)《国际法》若干章节译为中文的第一位中国人。学界公认，林则徐是最早筹谋翻译西方国际法、并将西方国际法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的就是瑞士国际法学者瓦泰尔的《国际法》。尽管林则徐拥有自己的翻译班子，但他还是通过行商伍浩官，聘请时在广州的美国医生、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来承担这项工作(28)。伯驾答应了林则徐之请，从1839年7月起着手进行，9月初完成(29)。 伯驾并未将瓦泰尔《国际法》全部译出，而是根据林则徐的要求，只将“涉及到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以及有关“一个国家驱逐外商和没收走私物品的权利”的条款翻译成中文。由于伯驾采取摘译的方式，其译文段落的名称和内容都很混乱。有的地方译得尚好，不背原义，有些地方翻译就不甚明晰，甚至无法读懂。这样，一向做事慎重的林则徐为准确起见，又让袁德辉重译。由于有伯驾的译文作为参考，袁德辉的译文相比而言“比较完整和流畅明白”(30)。当然，袁德辉的翻译仍存在漏译或不尽恰当之处。尽管如此，这毕竟是西方国际法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在引介近代西方国际法入华一事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是，伯驾和袁德辉翻译的国际法片段，被林则徐在实践中一再运用，在当时的对英国外交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翻译林则徐等致英国女王信。林则徐受袁德辉所译瓦泰尔《国际法》第292条“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报告对头之王或有大权之官”之启发，于1839年2月起草一封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信。此信在广州曾广为传布，林则徐希望能有英国船长将此信带给英国女王，但没有船长愿做此事。1839年8月，林则徐联合邓廷桢、怡良重新对此信进行修订，题为《拟谕英吉利国王檄》。林则徐在信中首先指出英商在华鸦片贸易是“移害”中国人的可耻行为：“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同样道理，在中国的英商应恪守中国法度，杜绝向中国输入鸦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31) 此信经道光帝御览允准后，林则徐让袁德辉译成英文。可惜袁德辉的英译文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已难以窥其原貌。不过，林则徐为检验袁德辉的英译文是否准确，1839年12月16日趁在天后宫接见英国“杉达”号(the British Bark Sunda)沉船15名遇难海员之机，请随船医生喜尔(Dr.Hill)帮助匡正英译文。从喜尔医生的描述，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此信英译文之品质： 然后他(指林则徐——引者注)递给我们一封写给英国女王的信，用那种他们常用的浮华笔调写的。我读了禁不住要发笑，林则徐立刻注意到了，问我信是否得体。我们说我们只是为了几个错误而微笑，他于是要我们拿着信到隔壁房间，把我们所看到的错误一一改正，然后送茶和点心给我们。信相当长，用毛笔写的，字迹清楚。……信中有些部分我们看得莫名其妙(32)。 不仅如此，据亨特记载，林则徐还让其将袁德辉的英译文回译为中文，以核实英译文是否失实。对此，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到： 钦差阁下(指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人们给我拿来一份他与广州政府的高级官员联合写给英国女王陛下谈鸦片贸易的信件的英译本，带到行商公所，要我把它译成中文，以检查原来的译文是否正确。这个英译本显然出自我的老同学小德的手笔(33)。 亨特没有对袁德辉的英译文进行评价，但从喜尔医生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袁德辉英译文之品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则徐对待翻译之谨慎态度。据史料记载，这封致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信虽由英船“担麻士葛”(Thomas Coutts)号大班弯喇(Warner)带回英国，但最终未能交达女王手中(34)，因而它对中英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然而它作为林则徐运用国际法准则与英国殖民者据理力争的一份重要外交文献，其意义仍是不容忽视的。袁德辉在其中的作用亦应正视。 (三)翻译官府公告。这方面的翻译应该不少，但目前可确知由袁德辉译为英文的一份公告是《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关于处理鸦片问题再度晓谕外商》，刊载于《中国丛报》1839年7月号第167—168页。据称这则公告为《中国丛报》刊载的最为奇特的一篇文章，因该译文多处未有标点符号，兹将第一段引述如下： For the managing opium on the last spring being stopped trade for present time till the opium surrendered to the government than ordered be opened the trade the same as before(35). 从翻译技巧看，此段译文完全采取直译方法，确如《中国丛报》编者在后记中所说：“译文是地道的中文表达习惯，一如所有的中文文件，没有标点符号”，尽管如此，“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用英文颁发通告”，这段译文仍是“一份很值得记录在案的材料”(36)。 林则徐翻译班子所译书刊及其价值已为学界共识，虽然由于缺乏史籍记载，我们无法确知袁德辉具体参与了哪些翻译工作。然仅就上述，我们断定袁德辉在林则徐组织的翻译工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应是毋容置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