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马儒翰：“青出于蓝的中国通”(37) 在英华书院的西人毕业生中，穰熟中文、并在晚清中英外交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者，当推英国人马儒翰。当然，他利用精通中文之便，襄助英国侵略者与华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更多权益，这对中国而言，不啻是一种沉重灾难。 马儒翰为马礼逊之子，1814年4月17日出生于澳门，系马礼逊与原配玛丽·摩顿(Mary Morton)所生。1815年1月，不足一岁的马儒翰被患病的母亲带回英国，从此与父亲分别达5年之久。1820年8月，马儒翰随康复后的母亲返抵澳门，但翌年6月10日马礼逊夫人即因患急症离世。由于无人照料，1822年初，年仅8岁的马儒翰只身二度搭船前往英国，由马礼逊就读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克鲁尼(John Clunie)牧师监护。直到1824年马礼逊回英休假，马儒翰才得与父亲重逢。 作为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希望马儒翰在对华传教及中国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因此1826年5月，马礼逊休假结束，刚满12岁的马儒翰随父再度来华。航程中马礼逊即督导马儒翰学习中文，抵澳后继续随父学习中文。可能因马礼逊公司事务缠身，没有足够的闲暇教授马儒翰，1827年初，马礼逊将马儒翰送往马六甲入英华书院学习。当时学院有两位中文水平极高的教授高大卫(David Collie，?—1828)和吉德(Samuel Kidd，1799—1843)，马儒翰就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官话。马儒翰本就极富语言天赋，再加上两位老师的悉心教诲，经过三年多学习，其中文能力已达相当程度，这从其就读期间已将两种英文传教小册子译成中文可以得到确证。1830年5月，马儒翰因广州英国散商邀请离开马六甲，6月中旬抵达广州，担任英国散商的共同中文翻译，时刚满16岁。1832年底，美国政府派遣罗伯兹(Edmund Roberts，1784—1834)为使节，与安南、暹罗两国商订贸易条约，马儒翰被聘为使节团翻译兼罗伯兹的私人秘书。马儒翰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翻译任务，使美国与暹罗顺利签订友好贸易双边条约。1835年5月，使节团抵新加坡，马儒翰按事先的约定离团返华。此次他为美国服务了4个多月，获得600银元酬劳(38)。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广州商馆解散，英国派对华商务监督负责中英交涉。1834年7月，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1786—1834)抵华，马礼逊被任命为中文秘书兼翻译，相当于副领事的官员身份，不料却在随同律劳卑前往广州后一病不起，1834年8月病逝于广州。马礼逊去世后，马儒翰接替其父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翻译，这时他只有20岁。1836年12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再度易人，由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接任，他非常器重马儒翰的中国知识与中文能力。他曾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的信函中说： 所附信件是我的朋友兼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亲自抄写的，他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可以信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有任何知识(39)。 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交涉频繁，此时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翻译，他实际上已成为英方的首席翻译。不仅如此，鸦片战争期间，他随同英军直接参加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为英军搜集翻译情报。1840年7月，马儒翰随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1784—1863)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到大沽口与直隶总督琦善谈判；1841年1月，陪同义律参加中英关于《穿鼻条约》谈判；1842年8月，随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与耆英和伊里布就签订南京条约进行谈判，为英方出谋划策。因作用突出，不明就里的耆英等中方代表均误认马儒翰为英方谈判代表。对马儒翰在《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这样写道： 南京谈判的成功，他有很大的功劳，完成了大量的英译中、中译英，他的态度关系到整个事件的处理，赢得了中华帝国钦差大臣的高度信任，他们完全不懂外国语言这一问题，由此得到妥善处理(40)。 时隔四十余年后，英国历史学家汤森(W.J.Townsend)对马儒翰在鸦片战争期间的作用仍不惜笔墨地称道： 他在整个中英战争期间担任璞鼎查爵士与中国当局谈判的首席译员，还担任与中国人一起草拟奠定英、中两国和解基础的条约的英方首席代表。他在谈判中精明强干，在谈判技巧上折中调和，既小心维护英国的尊严，也公正地对待中国，他以永不懈怠的热情专心致志于责任重大而又繁重的任务，直到他的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起了和平(41)。 《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同璞鼎查到定海、厦门等地，借台湾爱国军民抗英事件进行讹诈(42)，林则徐因此称“马儒翰最坏”(43)。可能正是基于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的系列作为，为英国侵华立功，鸦片战争后他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兼港督府秘书。 除外交活动外，马儒翰在宣教方面“也居于领导群伦的地位”(44)。一是参与修订《圣经》中文译本。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于1823年出版后，马礼逊就有意进行修订，但因忙于其他事务直至去世未能如愿。1835年，由马儒翰主持，联合伦敦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及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马礼逊《圣经》中文译本进行重新翻译修订。《新约》由麦都思负责，1836年修订完成，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书名在巴达维亚以石版印行，成为以后10余年间中国新教教会主要的《圣经》译本(45)。《旧约》主要由郭实猎负责，1838年修订完成，同年在新加坡出版。1839年，郭实猎再度修订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新遗诏书》，题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在新加坡出版。这个译本被称为“郭实猎译本”，后来为太平天国军队所采用，在定都天京后印发，每册封面印有太平天国徽号和太平天国年历。洪秀全还将其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作为应试员生之参考本(46)。二是马儒翰的印刷出版活动。马礼逊是在华引进西方现代石印技术的第一人。马礼逊在华的石印活动，主要由马儒翰会同中国印工进行。而中国印工在协助石印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石印技术，现知最早学会石印术的中国人是屈亚昂，是从马儒翰学得石印技术的。石印术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47)，这里面也渗透了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此外，在马礼逊的鼓励下，1833年马儒翰开始铸造中文铅字，尽管因各种原因不到一年就被迫停顿，但“就像他率先在中国尝试石印一般，马儒翰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应用印刷技术与活字印刷的地方——铸造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确有他的地位。”(48) 也许是秉承父愿，马儒翰很早即从事文字著述。1832年出版的《英华历书》(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 and Register，for the Year of the Christian Area 1832)是马儒翰的第一本专著，1834年又推出新版；《对华商务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在1834年出版，是马儒翰的第二本专著。两书都是马儒翰编译整理的关于中国及对华贸易的实用性资料，很受当时在华外国人的欢迎，也为后世研究当时的中外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马儒翰还翻译、撰写了大量单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广州、澳门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上，像《中国丛报》、《广州杂录》(The Canton Miscellany)、《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新闻》(The Canton Press)以及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当然，马儒翰的绝大多数文章发表在《中国丛报》上。据统计，从1832年5月《中国丛报》创刊，到1843年马儒翰去世的12年间，马儒翰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文章达84篇之多，发表的篇数仅次于主编裨治文和卫三畏。无怪马儒翰感叹，自己为《中国丛报》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两种杂志写稿，甚至比两刊主编裨治文和郭实猎还尽心尽力(49)。这些文章内容广泛，涵盖中国地理、政治、语言、中外关系、商业贸易等，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马儒翰对香港英文报刊的发展也有首倡之功。1841年5月1日，马儒翰就在香港创办《香港钞报》(Hong—kong Gazette)；1842年3月17日，又创办英文报纸《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同年3月24日，《中国之友》并入《香港钞报》，易名为《中国之友与香港报》(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马儒翰还为英国培养了一位驻华外交官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1841年，巴夏礼13岁时来华，师从马儒翰学习中文，希望成为一名翻译。14岁时即被任命为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亲历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签订。从1842年至1865年，巴夏礼历任翻译、副领事、领事，度过了24年的在华外交官生涯，“一步步成为处理中国事务的明日之星”(50)。巴夏礼的外交能力进步如此之快，除其本人“具有超群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外，来自马儒翰的言传身教对其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正当在外交和传教都才华大展的关键时刻，马儒翰却突患急性疟疾，于1843年8月29日在澳门病逝，年仅29岁。璞鼎查对马儒翰的英年早逝深感痛惜，称马儒翰之死为“无可挽回的国家灾难”(an irreparable national calamity)(51)。而钦差大臣耆英在得知马儒翰早逝的消息后，却向清廷奏道：“夷目马礼逊(52)，生长广东，居心狡诈，善能窥伺内地一切情形，又能通汉语，习汉字，连年以来，阴谋诡计，主持其事者，虽不止伊一人，而多半听其指使，实为罪魁。今因积恶贯盈，竟伏冥诛，凡有知认者，无不同声称快。”(53)前揭林则徐称“马儒翰最坏”，现今耆英又对马儒翰之死持这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清廷重臣对马儒翰之忌恨，实际上反证了其在当时英国对华外交中极为活跃之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