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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本文主要以袁德辉和马儒翰的翻译行为，探究了马六甲英华书院所培养的翻译人员对晚清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实际上，他们的翻译行为还产生了一个隐而不显的影响，即使清政府认识到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及各地广方言馆等培养“科班”翻译官的学堂。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与西欧盛行的主权国际体系不同，东亚国际体系长期奉行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也称“封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朝贡国觐见中国皇帝，均须以汉语禀事。朝贡国虽心有不甘，无奈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逮，只好屈从。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改变。战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即出现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本是以马儒翰为主拟订的。由于“英方既是予取予求的战胜者，中方官员不识英文，又没有自己的翻译人员”(54)，结果英方利用语言优势在条款内容上做了手脚，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内容表述存在差异，导致中、英两方在英人入城问题上发生外交纠纷。美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即注意到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差异，他说：“《南京条约》的英文本第二条，给予英国人居住于五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力，而中文本的记载则只允许英国人‘寄居大清沿海……五处港口’。这一误解直接构成了一些势力之间的法律摩擦，使两国政府陷入一次又一次危险的对抗。”(55)尽管这一切责任全在英方，1854年英国提出的修约计划中却强行要求：在行将缔结的条约的措辞中，一切疑点都应参照英文本解决，并且仅以英文本为准(56)。经清政府一再交涉，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字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57)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尽管对这样的解决感到难以接受，怎奈国势不及，亦只好忍气吞声。 可能正是意识到缺乏外语翻译人才给清政府在外交中造成的不利局面，精通夷务的郭嵩焘在1859年2月向咸丰帝上奏，提出培训外语人才之建议： 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窾要，莫切于事。……中国不能鉤致夷人，自可访求蒙古汉人之通夷语者。广东、上海与诸夷相接，语言文字积久谙习，当不乏人。合无仰恳皇上，饬令江广督臣、黑龙江将军、库伦办事大臣，推求此等人才，资送入京，命理藩院岁蠲银数千两，给之薪米，使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58)。 紧接着，在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亦于1860年11月向美国政府建议：“将中国赔款中剩下的20万美元充作‘在华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资金。学校聘请合格的教师，指导帝国学生学习西方各国的语言和科学，将他们培养成对于他们的同胞和政府有用的人才’。”(59)因当时中国在美国的整体外交战略中尚处边缘位置，卫三畏的建议未被采纳。实际上早在1837年5月，即有西方人撰文指出清廷缺乏称职外交官的问题： 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都要求极其谨慎。即使最微小的错误，甚至演说或其他类似方面的，也不会被忽略。因此，必须一直保持精确。被雇用起草这类文件的人不仅需要是学者出身，还要精通外交细节。而在迄今为止所有与中国人的交涉中，有哪个外交官能胜任他们的职责?清廷起草这些文件的人，对我们的日常习俗及行为礼节又了解多少?至于那些被雇用来翻译此类文件的人，除一、两个之外，他们对这种措辞的语气和格式又懂得多少(60)? 在当时的外交局势下，清政府对此自然不会理睬。而此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外交困境，至少使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对此更加关注。洋务派主将奕随后向清廷上奏：“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61)1862年8月20日，他再次上奏：“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赀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62) 另一洋务派大臣李鸿章亦于1863年上《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称：“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然清朝官绅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而“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一二员”，这样“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而在粤沪两地担任中外通译之事者，不是“佻达游闲”的“商伙子弟”，就是外国举办的义学里的“市儿村竖”，“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尤其他们对外交、军事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旨”，且常常与洋人勾结，“以小嫌酿大衅”(63)。李鸿章还把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掌握西方技艺联系起来：“彼西人所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64) 在此情势下，清廷终于1862年8月24日谕令设立京师同文馆，教授英文、法文、俄文，以后又增开德文、日文课程。后又在上海等地设置广方言馆。它们的设立，标志着清政府至少是内部洋务派已认识到培养“科班”翻译官的迫切性。尽管这一切是清政府在西方武力逼迫下的被动应对，却也折射出了清政府心态的转变。实际上，从“通事”到“翻译官”，不止是表面称呼、身份的变化，还反映着清政府观念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