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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春”与东汉地方统治 “行春”与“行县”，不仅存在时间与执行者的差别，而且还昭示了帝国行政中的不同取向。 “行县”以处理具体事务为指归。作为巡察体系的一环，行县时郡守必须履行监察和指导地方工作的职能。从《奏谳书》之例可见，淮阳郡守因检查狱案，从乙酉至甲辰，在新郪县停驻二十日之久。雋不疑录囚、尹翁归收捕罪人，以及崔篆“所至之县，狱犴填满”，都点明了郡守行县的目的。掾属在劝说韩延寿“行县”时，提到的第一项理由，也是“考长吏治迹”。可见，“行县”针对的主要是长吏。正因为“行县”意在监察，故能使周勃就国后每逢守尉行县便心怀畏惧。“行县”还具有军事部署或震慑的意义。例如，陈立出任牂柯太守，率众行县，果断诛斩夜郎王兴，以致蛮夷震恐、释兵归降。(29) 总之，“行县”的设立，是为了应对属县行政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从而维系帝国基层统治的正常运转。 与注重监察、司法甚至军事的“行县”相比，“行春”的礼制意涵和政治象征意味要突出得多。 首先，“行春”劝农，呈现出郡守“为民父母”的形象。“行春”期间，郡守也要处理监察和司法事务，但正值春季，“劝民农桑”成为了最具标志性的“行春”要务。身为父母官的郡守给予民人农业指导，正得其时。劝民务本、富之教之是两汉循吏的特点之一(30)，也是两汉朝廷欲将民众固定在耕织生产上的苦心所在。(31)“行春”明确将郡守“子民”义务的行使固化于春月长养之时，劝农使命的履行，遂被提升至“奉时顺气”的高度。 劝农不仅是对农业的督促和指导，还包括迎春礼仪。立春之日，“策青幡而立土牛”，从郡国县道官至斗食令史，皆参与其中。(32)正史确载的迎春礼仪实践，初行于王莽居摄元年(6)。(33)因此，西汉时期的一些“行县”活动，虽有劝农之事，但未必会开展迎春礼仪；而迎春礼仪却与“行春”珠联璧合。 然而，迎春礼仪往往所费甚巨。《张景造土牛碑》云：“府南门外劝农土牛……调发十四乡正赋敛作治……重劳人功，吏正患苦。”(34)沉重的经济负担，掩盖了庆祝开耕的喜悦和“明主劝耕稼”的初衷(35)。尽管如此，庆典中的青幡、土牛等“劝农符号”，依然是宣示帝国顺应天时、勉励农桑最有力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武官因其主杀，与春气不合，不能出现在劝农仪式中。(36)由此出发便不难理解，为何“行春”是郡守的专职。都尉专掌军事，也具有“行县”资格。但史料无一例提及都尉“行春”。郡守虽亦领兵，但作为行政长官，仍是“行春”及展现相关礼仪的最佳人选。 其次，“班春”这一使命，赋予了行春“敬授民时”的政治象征。《汉旧仪》云：“太史令凡岁将终，奏新年历。”(37)汉初历日的颁布，最初只是为了便于统一全国政令，保证军政事务有序运转，并无特殊的政治象征。但随着儒术的兴起，学者理想中的具有“大一统”意味的正朔观念，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38)魏侯玮(Howard Wechsler)在《玉帛之奠》中，总结了学者对历法渊源的两种认识，其中一种就是，历法的制订，是为了让主管祭典的官员能准确地在每年规定的时候，实行礼仪性的和行政性的典礼。历法的礼仪性象征，使统治者对其制作权紧握不放，并在精准度的追求上永无倦时。较之于农业生产，对“天时”的掌控更能体现统治者的“宇宙身份”，这是王朝合法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39) 确定了一年的历朔，便确定了月政配置的时间区间。据《礼仪志》记载，“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40)。这是中央官员的“读时令”制度。那么，四时月令是如何成为“民时”的呢? 《淮南子·时则》曰： 孟春之月……(天子)朝于青阳左个，以出春令。(41) 陈侃理的研究表明在《时则》撰作的年代，无论是“明堂颁朔”，抑或“明堂颁时令”，仍然只是学者的制度设计。(42)尽管出土秦简表明，秦时已推行统一的历朔，汉代“朝正月”之载不绝于史(43)，但这些活动是否在“明堂”这一特殊空间举行，无确凿证据。 东汉永平二年(59)，“明堂授时”的理想，终得以实现：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班时令，敕群后。(44) 天子将时令颁之于诸侯郡守，明堂授时的仪式即宣告完成。然而，敬授民时的过程尚未终止。郡守虽不是“天时”的制作者，但帝国时间表的下授，却需要通过“班春”来实现。王莽时期的明堂礼，未见“班时令”内容。至永平二年，“明堂授时”终与“班春”形成同构。 由于“班春”的需要，郡守行县的时间必须作出调整，至少保证春月出行一次。如此，原先并不包含“班春”使命的“行县”，不仅在时节上向春月趋近，还增添了原先不具备的“帝国时间”授受的礼制色彩。 从《四时月令诏条》和居延月令简来看，国家所颁布的时禁内容基本定型，完全取材于传世《月令》。这意味着，太守每次“班春”的时令条文，很可能因长年重复而早已为属县吏民烂熟于心。这种毫无新意的“班春”之所以得以维持，并不是因为它对农人的生产生活有多大的实际指导意义，关键就在于，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强调帝国对时间的控制，以及不断渲染统治者“宇宙身份”和不断灌输礼仪教化的过程。 作为巡察机制，“行春”本就与天子巡狩是同构关系。我们注意到，汉代学者普遍认同，天子巡狩具有“同律历，叶时月”的统治功能。(45)从这一角度思考，“行春”同“巡狩”之间，就不仅是表面上的职能同构，在整齐帝国时间、春秋大一统的政治期许上，二者亦是同构关系。 再次，作为帝国官员的出行活动，“行春”是向基层吏民展示帝国威仪的极好契机。西汉帝国的关注点，在于去不去行县。韩延寿长期不出行县，最终遭到掾属的反对和督促。崔篆三年不行县，以示不附新莽，同样受到掾吏劝谏，只得“强起班春”。 东汉王朝似乎更在意“行春”的车驾规格。参考《舆服志》的说法，二千石出行，乘安车，朱班轮，皂盖，朱两幡。前后有导从之车，功曹、贼曹、主簿等人前呼后拥。(46)如果郡守不按以上典制“行春”，往往会受到有司参劾。例如，谢夷吾任钜鹿太守，颇有治迹，然而： 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47) 柴车，贱车也。郡守剖符典郡、班政千里(48)，与皇帝共天下(49)。“行春”虽由郡守出场，却如皇帝亲临。(50)谢氏轻车简从，在国家看来绝非亲民尚俭之举，而是有损帝国颜面的行为。(51)谢承《后汉书》的一则事例，也从侧面揭示出东汉时人对“行春”车驾的重视。另一例是，主簿包咸有好马，太守黄谠“借乘行春，及归放就，甚奇之”(52)。黄谠行春之所以要借好马，不仅是因为马匹力健身强，能承受行路之苦；恐怕更在于好马身形出众，能够为太守行春汇聚气场。 郡守不去“行县”，是渎职行为，直接影响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因此国家关心的是郡守能否忠于职守。“行春”的车驾规格是否符合“国典”，并不会对现实事务的处理带来影响，然而国家却颇为在意。“行春”的礼制取向由此可见一斑。郡守出行的盛大场面，并不是为了更高效地履行职责，而是意在渲染国家的威仪。 国家的威仪只有“被观看”，才能深入人心。(53)对于大部分百姓而言，天子龙颜难得一见。(54)作为皇帝权力的派生，郡守“行春”，却能给予基层吏民触探“龙须”的切身体验。“行春”之时，民人“毕出在壄”(54)，正是观众最为集中的时节。是时，吏民能够亲眼看到身系帝命国典的父母官前呼后拥华丽出场，接受他的存恤，聆听他的教诲，至少也能一睹郡守的相貌，从而形成对帝国官僚形象的具体感知。 同时，郡守深知自己在“行春”期间的举止将获得众人瞩目，故不失时机地道之以刑、齐之以礼。郡守常在“行春”期间发现像郑弘之类的贤能异才。他们大都因为符合东汉国家的意识形态，才得到奖掖提擢，成为县邑吏民的榜样。同时，循吏郡守还时常携诸生同行，令其出入闺阁，传达教令： 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56) 这段材料说的是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行县时采取的举措。东汉对经学儒术的推重，远甚西汉初年，像文翁一样行事的循吏只会更众。之所以令诸生“炫贵”，是因为郡守明白总有观众围观，从而能向这群围观者宣示帝国对儒学经术的态度。 群臣吏民对“帝国行为”的围观，有时是被蓄意地组织起来的。刘邦“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所谓“纵观”，即“放人令观”(57)。可见帝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威严壮观展现给人民看。相比之下，县邑吏民对“行春”活动的围观，似乎并非有意集结，而是太守主动接近他们。然而，看似自发的行为背后，仍然隐藏着帝国官僚的“故意”。郡守以前呼后拥的排场和鲜车怒马的形象驾临田间，已足够给人以视觉冲击。同时，郡守或偕明经诸生传达教令，或于众目睽睽之下决讼息争，民众不难从中窥探到帝国的喜恶，甚至在郡守“行春”的现场，骤然提升对帝国的认同感。无论是刘邦“大丈夫当如此”的喟叹，还是蜀地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的努力，无不源自对帝国权威的仰慕和体认。“行春”，正是这种观感得以产生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两汉“行县”始终以应对具体军政司法事务为指归。春为岁首，意义不同于其他三时。(58)随着劝农、迎春和班春等礼仪事务的加入，从“行县”中衍生出来的“行春”机制，便以礼仪展示为指归。那么，“行春”是如何从“行县”中衍生出来的呢?理论渊源是什么呢?“行春”与“行县”为何并存于东汉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