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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作为“行县”机制的衍生，“行春”有其特殊性。唯有春月之行县方称“行春”，而无“行夏”、“行秋”或“行冬”之谓。本文以“行春”与“行县”的差别作为研究起点，探讨“行春”在东汉地方统治中的礼制意涵，考察“行春”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与月令的关联，由此揭示月令与东汉政治互动之一斑。结论如下： 1.“行县”与“行春”不能完全等同。“行县”是先秦固有巡视机制，且为两汉国家所沿用。“行县”的时间、频率和官员并不固定。“行春”是东汉初年出现的词汇，虽直接脱胎于“行县”，但时间固定在春月，是郡守的专职。因此，《续汉志》“常以春行所主县”之谓，不能涵盖行县机制的整个发展历程。 2.“行春”具有不同于“行县”的制度取向。在劝农及迎春仪式中，郡守“为民父母”的形象得以展现，天子的“子民”理念通过郡守得以具体践行。“行春”也是“敬授民时”的动态过程，具有整齐帝国时间、文化大一统的礼制意义。同时，“行春”的车驾和郡守的举止等视觉因素，都成为县邑吏民感知帝国权威和神圣的窗口。 3.借助月令的思想资源，“行春”的使命被不断增赋。首先，“行县”使命中可能已经存在的“劝农桑”，被“行春”突出强调。由此，“行县”时间便相应地向春月靠近，加之迎春礼仪的开展，“行春”便具备了奉顺时气的内涵。其次，随着王莽将月令的地位推向高处，“班春”成为了一项新的行县职能。作为天子时宪的月令，被自上而下传递。再次，东汉初年，“行春”一词正式亮相，月令中“布德和令”、“去桎梏、止狱讼”的思想，成为“行春”的新增内容。总之，“行春”意涵的渐趋饱满，与月令意识的不断输入息息相关。 4.由于“行春”过于强调礼仪展示，悬浮于现实行政之上，难免内核空虚化的命运。“行春”的理论渊源——月令，虽在表面上得到了东汉政权的更多尊崇，但王朝已经步入了理性行政的轨道。 附识：本文最初于“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宣读，得到诸位师友指正。修订时，凌文超先生与付晨晨女史，不吝告知相关重要史料，特此拜谢!又蒙杨振红、陈侃理、游逸飞等多位先生批评指正，兹深表谢意。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4页。 ②《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第1155页。《续汉书·百官志·州郡》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第3621页。 ③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56页。刘太祥：《试论秦汉行政巡视制度》，《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强、杨颖：《两汉循行制度考》，《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④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5—76页。 ⑤杨宽：《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⑥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⑦《战国策》卷一九《赵二》，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69页。 ⑧《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13页。 ⑨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⑩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11)籾山明参照睡虎地秦简《效律》“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简55)”中“掾”字的用法，以及《二年律令》“二千石官令毋害吏复案，问(闻)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丞谨掾，当论，乃告县道官以从事(简396～397)”对二千石断案程序的记载，指出“掾”当做动词“检查”解。参看氏著《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中文版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2)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于振波：《简牍所见汉代考绩制度探讨》，见氏著《简牍与秦汉社会》，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1—222页。 (13)《汉书》卷一○《成帝纪》，第314页。 (14)《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7、118、124页；卷五《景帝纪》，第152页；卷九《元帝纪》，第296页。 (15)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又见氏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16)杨宽认为，因为“行春”要颁布春令，所以又称为“班春”。后来学者对于“行县”的研究，亦持相同观点。参见前揭杨宽论文，第116页；前揭刘太祥论文，第17页。 (17)《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第1704页。 (18)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图版见第13页，释文见第78页。 (19)邢义田认为春令部分至少包括亲耕劝农、赈贷不足、赐爵恤孤、成户种树等内容，这些与《礼记·月令》中的“春令”不尽相同，故认为“汉家自有月令”。杨振红则将简文释读为“以春令存户”，作“存恤孤寡”解，由此论述西汉时期的月令并未超出传世《月令》的范畴。对于杨振红的观点，邢义田再次撰文提出异议。参见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9卷1期，1998年；《月令与两汉政治——重读尹湾牍“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新史学》16卷1期，2005年，两文均收入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5—179页。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 (20)《后汉书》卷三○下《郎顗传》，第1072页。 (21)《后汉书》卷四二《东平宪王苍传》，第1434页。 (22)《后汉书》卷三○下《郎顗传》，第1066—1067页。 (23)中国文物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4)[日]藤田胜久：《漠代の地方統治と時令思想》，见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郡県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第493页。于振波：《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432页。 (26)(1)“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营丘龙之小大、高卑、薄厚度，贵贱之等级”(210·35)；(2)“制诏纳言：农事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之者，取之不诛”(E．P．T．59·62、63)；(3)“制诏纳言：其□官伐材木取竹箭”(95·5)。前两条颁布于十一月，第三条颁布于二月。第一、三两条参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62、325页。第二条见于《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363页。 (27)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见《敦煌悬泉月令诏条》“附录”，第53页。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页。[日]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28)崔篆出任建新大尹的时间，史书不明。按《崔骃传》，骃中子瑗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贾逵为侍中，当于永元八年(96)。瑗父崔骃卒于永元四年(92)，时瑗14岁，史云“早孤”。因瑗为中子，以崔骃年长其三十岁为断，则骃卒时约为45岁，生于建武廿三年(47)。崔篆为骃祖父，以年长五十岁为断，则篆生于建平四年(前3)，这与其临终《慰志赋》所云“丁汉室之中微”吻合。天凤二年(15)，崔篆年方十八(若缩短代隔，则此时崔篆更幼)，出任大尹之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崔篆当于新莽末年任建新大尹。 (29)《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第3845页。 (30)余英时已经指出，汉代循吏的最大特点，是以“吏”的身份来扮演“师”的角色，故“先富之而后加教”的理念，广为循吏认同。详参氏著《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1)侯旭东指出，两汉时期的中国北方虽以农耕为主，但同时存在渔采狩猎等更为简易的谋生途径，影响了务农生产上的投入和专注程度。劝民务农，不仅能富国强兵，还能使民固附于土地、安土重迁，便于统治。而农民的普遍化，正是在农本思想成为统治政策后，经过国家长期的制度规范与教化才形成的。参见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32)《续汉书·礼仪上·立春》，第3102页；《续汉书·祭祀志下·迎春》，第3204—3205页。 (33)《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第4082页。简涛认为，迎春礼俗要到东汉时期才正式产生。参见简涛《略论迎春礼俗的起源》，《民俗研究》1995年第4期；《略论唐宋时期迎春礼俗的演变》，《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4)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第11期。 (35)《盐铁论·箴石》。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23页。 (36)《续汉书·礼仪志上》“立春”条，第3102页。 (37)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8页。 (38)陈侃理：《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8—470页。 (39)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2-213． (40)《续汉书·礼仪志上·合朔》，第3101页。 (41)《淮南子》卷五《时则》，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0页。 (42)陈侃理：《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第457—461页。 (43)《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0页；卷八○《宣元六王传》，第3319页；卷九四下《匈奴传》，第3808页。 (44)《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0页。 (45)《白虎通疏证》卷六《巡狩》，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89页。《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说法，称为“合时月正日”。张守节《正义》曰：“节气晦朔皆天子颁之。犹恐诸侯国异，或不齐同，因巡狩合正之。”《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 (46)《续汉书·舆服志上》，第2647、3651页。 (47)《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第2715页。 (48)《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第1529页。 (49)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4页。 (50)《晋书》卷三《武帝纪》在阐述行春的意义时称，郡守行春，“若朕亲临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页。 (51)刺史“行部”同样有着规格的制约。《汉书·鲍宣传》记载，鲍宣“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丞相司直郭钦奏言，宣坐免。第3086页。 (52)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53)侯旭东在探讨北朝的“市”之时，就曾指出“刑人于市”给围观民众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及窥视朝廷治乱的感知。妹尾达彦则注意到唐长安城所具有礼仪展示舞台的性质。尤其到了唐后期，民众作为演员和观众大规模介入各项国家礼仪之中，皇帝的权威也因此变得更为具体。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见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2—230页。[日]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日]沟口雄三、[日]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6—498页。 (54)天子行止，称“幸”。蔡邕对“幸”的解释着实有趣，其言道：“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侥幸，故曰幸。”见《汉书》卷四《文帝纪》注，第119页。 (55)《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1121页。 (56)《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6页。 (57)《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3页。 (58)《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载称：“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第105页。 (5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陈侃理：《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60)《汉书》卷七四《魏相传》，第3140页。 (61)《汉书》卷七○《陈汤传》，第3015页。 (62)《汉书》卷一○《成帝纪》，第314页。 (63)《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第4140页。 (64)黄谠行春的事迹，范晔《后汉书》未载，见于成书年代更早的谢承《后汉书》。《后汉书·儒林传》云：包咸，“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谠署户曹史”。可知黄谠建武初已任太守。 (65)《后汉书》卷二六《赵熹传》，第914页。 (66)陈苏镇对王莽改制运动作过细致的考察，参见氏著《〈春秋〉与“汉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9—377页。 (67)渡边信一郎认为，王莽在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古典国制成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篡汉后，王莽议定的基本政策进入了纯粹古制化的轨道，因无法与现实适应，最终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东汉初创对“元始故事”的再构筑，但并非纯粹的故事派，也非纯粹的古制派。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6—89页。 (68)《东观汉记》称刘秀长安就学之时，“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69)《续汉书·律历志》，第3057页。 (70)《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第902页。 (71)《续汉书·百官志》，第3614页。 (72)王梦鸥：《读月令》，《政治大学学报》1970年第21期。 (73)《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52—153、154、157页；卷四《和帝纪》，第192页；卷五《安帝纪》，第227、230页；卷六《顺帝纪》，第263、281页；卷二五《鲁恭传》，第880页；卷四六《陈宠传》，第1551页。除直接援引《月令》经文的例子外，提及“遵时政”、“顺时令”或“务宽崇”者，亦约略十处。详见卷二《明帝纪》，第100、107页；卷三《章帝纪》，第133页；卷六《顺帝纪》，第256、278、280页；卷二五《鲁恭传》，第879页；卷二六《侯霸传》，第902页；《韦彪传》，第918页；卷五七《刘瑜传》，第1856页。 (74)徐复观对月令影响东汉政治的表现形式，胪陈甚具。参看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48页。另参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附笔”部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第231—233页。 (75)《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32—133页。 (76)《礼仪志》所记“宽大书”的内容是：“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第3102页。 (77)《风俗通义·愆礼》。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5页。 (7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7页。 (79)《北堂书钞》卷一二○引王粲《务本论》，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459页。 (80)《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第882页；卷四《和帝纪》，第192页。 (81)[日]西田太一郎著，段秋关译：《中国刑法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4—174页。[日]影山辉国：《汉代“顺气行罚”考》，《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97年3月。 (82)《后汉书》卷三○下《郎顗传》，第1055—1056、1060、1074页。 (83)《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第875—878页。 (84)《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第2034—2035页。 (85)《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第1992页。 (86)永平二年、建初三年、永元五年春正月、永和元年、汉安元年春正月宗祀明堂。元和二年、延光三年，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0页；卷三《章帝纪》，第136，149页；卷四《和帝纪》，第174页；卷五《安帝纪》，第238页；卷六《顺帝纪》，第265、272页。 (87)[日]藤田胜久：《漢代の地方统治と時令思想》，第497页。施昱丞也认为月令未能被地方吏民普遍遵循。见氏著《西汉时令思想的政令化——兼论悬泉置月令诏条的意义》，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11年8月25日，第647—648页。赵凯对汉代的“受鬻法”进行考察后指出，尽管按月令意旨衍生出的“行糜粥”之制确为良政，但在执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地方官员的渎职行径，尤其是两汉后期，实际效果很不理想。赵凯：《西汉“受鬻法”探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88)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2—4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