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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令与“行春”的成立 回归《续汉志》对“行春”的解释——“劝民农桑”和“振救乏绝”。对照《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王命布农事，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 季春之月，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 前一条即“劝人农桑”之谊，后一条则连文字表述都与《续汉志》庶几近之。再联系到“班春”的内容基本都是月令文献的节本。这些信息，均将“行春”指向月令。 然则，“行春”是如何与月令勾连起来的呢?本文认为，“行春”机制的酝酿过程，恰与月令地位的提升相同步。 阳朔四年(前21)“行春”诏书颁布前后，政令中提及“月令”、“时禁”和“时政”诸词的频率，远较西汉中前期密集（见表4）。 西汉前期，按照月令精神行政的理念，尚停留在学者的论著中。除《淮南子》之外，《春秋繁露》及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等篇，都有以五行模式分配时空、按四时节律规划政教的论调。(59)然而，从史书所示的统治行为来看，这些月令言论所起的现实指导作用甚微。热衷于《明堂月令》的魏相就指出，文帝“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直至他所处的宣帝中期，仍存在“诏令有未合当时”(60)的情况。如表4，元帝也曾因永光三年(前41)灾异频仍而斥责下吏“何不以时禁”，可一旦涉及军政大事，月令的时禁思想又被抛诸脑后。建昭三年(前36)，在讨论是否要将郅支单于悬首示众的过程中，丞相匡衡就援引《月令》“掩骼埋胔”的经文，来否定悬首提议。将军王嘉等人则称引孔子故事，支持悬首。最终“有诏将军议是”(61)。在这一回合中，《月令》并未占有经典依据上的优势。直至阳朔“行春”诏书颁布的前两年，成帝仍然在为群臣普遍“不信阴阳”、“所奏多违时政”而懊恼。 然而，元帝的斥责和成帝的懊恼恰说明了，统治者已经有意识地将月令纳入施政思维；但从思维到实践，仍有一段距离。就以阳朔四年的诏书而论，诏令二千石春月劝农有着如下背景： 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62) 成帝是将行春劝农作为矫正“轻本趋末”现象的途径来推行的，即“行春”的提出是对现实的回应。这只是在固有的“行县”基础上作出两项调整：第一，保证春月有一次“行县”活动；第二，春月行县以“劝农”为主题，以“出入阡陌”的方式开展。由此可见，“行春”传统在成立伊始，仍然被视为郡守治民职权的履行方式，诏书并未赋予其显著的“月令意识”。 不过，月令在现实行政中的践行，很可能在此时就已经展开。尹湾《集簿》的年代，距离阳朔诏书不过十年，“以春令成户”的书写已经出现在官方文书之中。这说明：第一，月令已经成为户口制度的指导思想之一；第二，地方政府言称“春令”，不可能脱离朝廷颁布时令这一前提。如此，“班春”未必是新莽政权初创，成帝时期就已经存在。当然，是否由郡守通过“行春”来颁宣春令，则不得而知了。 月令地位的急遽上升，始于元始四年(4)。作为复古改制运动的经典来源之一，由国家主持月令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而使传世《月令》一家独尊。次年，月令便覆及国家统治的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四时月令诏条》的颁行郡国。王莽称帝后，颁布月令的活动也不时举行。除居延简牍所见诸次时禁颁布之外，天凤二年(15)王莽还派遣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63)。这一笔记载，揭示出王莽已经有意识地将“劝农桑”与时令的颁布并置同行了。而崔篆“班春”，则明确揭示了郡守具有授受时令的新职责。 “班春”的加入，使“行县”跟月令的关联更为显著。自此，“行县”不再仅是以履行职责为导向的巡察机制，而是笼罩在传递帝国时间的神圣色彩之中。 从阳朔诏书颁布，至新莽末年，郡守、行县、春月、劝农和班春这五大因素已经融汇在一起。“行春”已具其实，徒欠一名。 最早的“行春”记录，来自东汉建武初年的郡守黄谠。(64)此时距“行春”机制基本定型的新莽末年相去不远。 刘秀集团是以反莽复汉起家的。表面上看，东汉政权将王莽视为“旧典不存”的罪魁祸首。(65)然而，在复兴“旧典”的过程中，东汉创建者所继承的，却是西汉末年、尤其是王莽主政时期的礼制改革成果。(66)这套被复制到洛阳的“元始故事”(67)，如郊坛方位、颜色及祭祀的时间安排等，其设计蓝本正是月令。可见，对月令的尊崇并没有伴随新莽的覆灭而烟消云散。东汉的统治阶层中，很多都是西汉旧臣。包括刘秀在内的一些人甚至曾就读于长安太学，目睹过明堂的形制，讽诵过王莽的“时令”。(68)他们在制订政令时，将明显的月令意识赋予其中，是早年经历和知识结构影响下的结果。 “汉承莽制”的同时，东汉也多有创制，所谓“揆诸时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69)。建武四年(28)确立的“每春下宽大之诏”的传统，直至建安廿二年(217)才废绝，几乎贯彻整个东汉王朝。(70)除此，新设“月令师”职官(71)；建立起按月历“读令”的制度(72)；永平二年，皇帝选择登临明堂以班时令。在君臣奏议和诏书中，援引称说月令的现象比比皆是。(73) “行春”一词在东汉初年正式亮相，是王朝延续月令思维的一大表现。(74)建初元年(76)春正月的一道诏书，清晰地显示了“行春”与月令之间的关联： 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75) 对照阳朔诏书，引文头两句与前者几乎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后文“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等内容，继而强调了顺时施政的月令精神。“群公庶尹”，自然包括二千石在内；案验狱罪、选举柔良，也均是郡守职分。可见，在皇帝看来，这些本于月令精神的“人事”，都应在劝农之时一并开展。 如此，“行春”的使命，又在劝农和班春的基础上，增添了宽缓刑狱、平反冤案和选举贤良循吏等顺应春月时气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最后一句，正是“宽大书”的内容。(76)《风俗通义》的记载有所印证。其文称，弘农太守吴匡“班诏劝耕”(77)。这意味着行春劝农的同时，还要“班诏”。此“诏”当指“宽大书”。而立春下宽大书的做法，正是对《月令》立春“布德和令”的践行。 综合上述，借助月令的思想资源，“行春”的使命不断被增赋。从劝农至班春，再至宽缓狱罪、传递宽大书，历经一百年，最晚在建初元年(76)，“行春”已然成为展现月令关怀、向基层传递月令精神的载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