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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德“《式》十四卷”之不存在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辨析，非惟武德七年所颁无《格》的事实可以确定无疑，武德元年以来立法之要亦已可明。由此再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武德《律》、《令》外尚有“又《式》十四卷”一句，更可见这条孤证几乎与当时立法的所有史实相悖。以下谨举四点以见其断然不能成立之况： 一是诸处皆载武德七年颁行的新《律》、《令》，是取开皇《律》、《令》为准，又据五十三条格而制定的。这方面说得相对比较准确的，当首推《唐六典》卷六《刑部》原注： 皇朝武德中，命裴寂、殷开山等定《律》、《令》，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唯三流皆加一千里，居作三年、二年半、二年，皆为一年，以此为异。又除苛细五十三条。 这段文字也为《新志》述武德《律》、《令》所据，其中只列举了武德《律》、《令》在“刑名”上与开皇《律》、《令》的不同，但亦可以想见刑名以外的其他变化还有不少。同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和“以此为异”之语，亦体现了变化幅度的有限。因此，诸处所谓“余无所改”，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但武德《律》、《令》未对隋代《律》、《令》作全面调整，恐仍是无可置疑的史实(17)。而若当时确实创制了与之并行的《式》十四卷，那就必然会全面涉及《律》、《令》与《式》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内容安排、主从定位和文字表述，也就势不能不对开皇《律》、《令》进行大幅度修改了。然则史官们言之凿凿的“余无所改”等语，也就成了全然不顾史实的荒谬表述了。应当说，在这件事情上显得荒谬的，不是武德《律》、《令》并未大变的史实，而是竟出现了武德七年存在着“又《式》十四卷”的记载。 二是诸处皆载五十三条格的规定被修入了新《律》，前已辨其内容被修入而非附《律》而行，亦应是确凿的史实。不过“入于新《律》”之类的表述可能还不够准确，因为五十三条格的内容显然远较约法十二条细致，上引《唐六典》卷六《刑部》原注甚至称之为“除苛细五十三条”；《新唐书·刑法志》则述其中包括了官吏犯贪赇等罪不赦和正月、五月、九月及断屠日不得用刑的限制，故可推知其不仅关系到《律》，亦必关系到了《令》的制订。其显例如《唐律疏议》卷三○《断狱篇》“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条疏议曰： 依《狱官令》：“从春分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其正月、五月、九月有闰者，《令》文但云正月、五月、九月断屠，即有闰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决死刑。 这条疏议十分清楚地表明，正月、五月、九月不得用刑的规定，后来不仅其大意被修入了《律》，其具体规定亦被修入了《狱官令》。因此，较之“入于新《律》”更为准确的表述，是武德七年已把五十三条格修入了新《律》、《令》。而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表明，武德君臣实际上并无意在《律》、《令》之外，另再制行与之并行的《格》、《式》法书，“又《式》十四卷”在当时的立法规划中肯定并不存在。 三是武德七年制行新《律》、《令》，要在以此纠正隋法之弊，而隋法之弊，本不在《律》、《令》而在敕例条制的横行和大幅度架空了《律》、《令》的规定(18)。《旧唐书·刑法志》载武德七年颁行新《律》、《令》诏，虽为节文而此要愈显(19)。其中指斥隋法之况并称本朝立法之旨有云： 有隋之世，虽云釐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深浅；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釐革，卒以无成……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迄兹历稔，撰次始毕，宜下四方，即令颁用。 所谓隋代“虽云釐革，然而损益不定”，说的正是当时《律》、《令》既定而仍以敕例、条制屡加改作；“品式章程，罕能甄备”，亦主要是说敕例、条制横行，却全无约束而多“差遗”之况；“微文曲致”以下，则是说《律》、《令》成为具文而敕例、条制横行，势必使司法过程失去定准，从而陷入法愈繁而犯愈众的困境。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诏文用“斟酌繁省，取舍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来概括本朝颁行新法的宗旨，显然是要通过制定和颁行新《律》、《令》来抑制敕例、条制的横行，此即其明示“矫正差遗”所务须遵循的“体要”(20)。如果这样解读并无大误的话，那么新《律》、《令》的制订和颁行，也就必然会是武德七年立法的惟一中心；因为当时已认定这才是彻底纠正隋代“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局面的“体要”，而不是要为此而另行制行《格》、《式》之类的法书与《律》、《令》并行。当时新《律》、《令》之所以未对开皇《律》、《令》作重大修改即予颁行，其行用七年的五十三条格之所以要修入新《律》、《令》而随其颁行自然停废，也正是贯彻了这个宗旨。这就是说，武德七年颁行新《律》、《令》诏实际上已经表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同时颁行“又《式》十四卷”。 四是武德七年前后被称为“式”的敕例或条制仍然不少，说明当时“式”还不是特定法律的专有名词(21)。这里无妨来剖析其中典型的一例：《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九年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诏曰： 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依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此诏显然是要求有司制定一份关于僧尼、道人及寺、观管理的单行条制，并且称之为“条式”，从而反映当时“式”作为指称还处于灵活不定的状态。同时，诏文所述“违制之事，悉宜停断”，意谓违反这份“条式”也就是“违制”，适用于《律》中的“被制书施行有违”等条。这不仅再次证明“条式”在当时同于条制或制敕，亦透露了当时《律》中尚无“违《式》”的规定(22)，从而反映了武德七年确未颁行“又《式》十四卷”的史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限制和管理佛道的规定，自北魏孝文帝推出“僧制四十七条”直至隋代以来，皆是以单行敕例或条制的形式加以施用的(23)。武德九年制此条式，便取鉴了以往的这类规定。《续高僧传》卷二六《习禅篇六·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载辅公祏反于丹阳之后的一段史事： 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入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 此事应发生在武德七年四月新《律》、《令》颁行以后(24)，而当时定制所依的“关东旧格”，也就是武德四年平定关东以后下达的一份限制当地寺僧数量的条制。《续高僧传》卷三一《护法下·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载有此事： 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敕：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留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上以洛阳大集，名望者多，奏请二百许僧住同华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 武德七年便是把这个原本行于关东地区每州限置一寺三十僧的规定，推行到了辅公祏作乱的江表地区，而上面所引的武德九年五月诏，则又将之推广到了全国寺观僧道的管理。从这个“关东旧格”效力从局部地区逐步推广至全国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德七年四月庚子新《律》、《令》颁行前后，实际上都未出现过本应统一规定寺观僧道管理事宜的《格》和《式》。直至贞观十一年定《格》，永徽二年(651)以来又以《祠部格》、《祠部式》来统一规范寺观僧道以前(25)，朝廷在这方面的有关规定，除散见于《律》、《令》者外，一直都是像北魏孝文帝“僧制四十七条”和隋代以来的相关规定那样，以单行敕例或条制的形式陆续推出施用的，且其称“格”称“式”仍无定准之可言。这也就彻底否定了武德《律》、《令》之外存在着“又《式》十四卷”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