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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楼劲：《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②《唐会要》述命裴寂等人及再命萧瑀等人修订新《律》、《令》，显然都在武德元年。《旧志》述武德立法通篇不出具体年月。《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五十三条格颁行在武德元年十一月乙巳，新《律》、《令》颁行在武德七年四月庚子，虽与《唐会要》时间稍异而仍同在武德元年。但《新志》述“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述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则在武德四年(621)。《新唐书》卷一《高祖纪》未载武德元年以来制行五十三条格及修《律》、《令》之事，而只记载了武德七年四月庚子“大赦，颁新《律》、《令》”之事。《新志》与《旧唐书》及《唐会要》所载的这些差异，当是《高祖实录》经太宗以来修改，其中与刘文静相关史事包括其主持当时立法的过程已面目皆非，遂致后来几次修撰的《国史》，在武德二年(619)九月刘文静被诛以前史事撰作上并未按《高祖实录》所存时序来系年的结果。对此，当然还可再据《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处所载加以梳理和辨析，但其既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此处自不宜再赘。 ③《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唐历次立法，不像其他记载那样往往只书《律》或《律》、《令》，而是把《格》、《式》也一一记明的，故其记武德七年颁法而不及《格》、《式》，记贞观十一年(637)颁法有《格》而无《式》，应当都不是失载而是史实本来如此。 ④《宋本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所载与同。 ⑤关于武德立法，《旧唐书》卷八○《韩瑷传》载其父仲良“武德初为大理少卿，受诏与郎楚之等掌定《律》、《令》……请崇宽简，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于是采定《开皇律》行之，时以为便”。同书卷八一《刘祥道传》载其父刘林甫，高祖时“诏与中书令萧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议》万余言”。同书卷一八九下《儒学郎余令传》载其祖楚之，“武德初为大理卿，与太子少保李纲、侍中陈叔达撰定《律》、《令》”。诸处皆只提《律》、《令》而已。 ⑥《玉海》卷六六《诏令·律令下》。《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史类第五》刑法类亦著录了“《唐武德式》十四卷”，当是照袭《新志》之故。 ⑦如侯雯《唐代格、式的编纂》(《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认为：“《武德式》颁布的时间与《武德律》、《令》颁布的时间一致，由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撰定。”王立民《唐律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四章《唐律与令格式》二《唐律令格式的各自特点》亦说：“唐代先后颁行过武德式、贞观式、永徽式、垂拱式、神龙式、开元格式律令事类等。”李玉生《唐代法律形式综论》(杨一凡主编《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法律史论丛》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也认为武德式是与律、令一起完成的。 ⑧如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文史》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表列唐代编制的重要法典，前两种依次为武德七年三月裴寂等制定的“武德律、令、式”和武德九年(626)六月刘文静等制定的“武德新格”。这显然是说武德时期已经出现了《律》、《令》、《格》、《式》并行之制，但刘文静被诛于武德二年九月，武德九年六月适值玄武门之变，其时当然没有制定和颁行过“新格”。故后来遂有庄昭《〈武德新格〉并非制作于武德九年》之文(《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认为这个“武德新格”指的或者就是五十三条新格。这似乎表明杨先生当年所据乃是一张讹“元”为“九”的资料卡片，故其后来《唐律初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收此文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其中所列唐代编制的重要法典表上，已把“武德新格”放到了第一栏，制定年代则已改为武德元年十一月，意即此为“新格五十三条”。不过此表仍列有“武德式”，说明杨先生至此仍倾向于武德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了《律》、《令》、《格》、《式》并行之制，这应当是与法史学界长期都认为隋代已“《律》、《令》、《格》、《式》并行”相关的。《唐律初探》收录的《唐律内容评述》一文对此作了清晰表述：“唐代的成文法典与隋代相同，分为律、令、格、式四类。”后来的《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隋唐》第六章《唐朝的立法》第三节《唐朝的法律体系及其渊源》一《唐朝的法律体系》，以及最近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第二章《唐代武德到贞观律令的制度》第一节《武德律令格式的编纂》中，都还在因循此说。 ⑨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⑩除那些陈陈相因的目录书以外，《通典》卷一六五《刑四·刑制下》、《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载武德立法，俱只提制行约法十二条、五十三条格和《律》、《令》之事，而全然不及《式》的制行。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四》述唐武德立法只列“约法十二条”、“新格五十三条”和“武德律”，而全然不提《艺文志》著录的“又《式》十四卷”，即是有鉴于此的结果。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と刑罚》(东京，创文社，2003年)《考证篇》第六章《汉唐间の法典にっぃての二三の考证》三《贞观留司格一卷の不存在——旧唐书刑法志の衍文、新唐书芸文志の批判》(原载《东方学》第17辑，1958年)中，更指出《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著录的开元以前法书，常取《隋书》、《旧唐书》等处记事折衷而成，认为其中如“《贞观留司格》一卷”其实并不存在，且对武德“又《式》十四卷”及“贞观《式》三十三卷”是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怀疑。 (11)《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刑制下》载“及受禅，又制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武德七年颁行之”。其文意亦有欠明朗。《资治通鉴》卷一九○《唐纪六·武德七年》四月庚子，“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也是一个易致误解的表述。又其前文载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这显然只是《官品令》的内容，亦属不妥的记载。 (12)《新唐书》卷一《高祖纪》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丙辰“克京城”，“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义宁元年》十一月丙辰“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且其后文未载武德元年制行五十三条格之事。 (13)《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四》：“武德二年正月，诏自今已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二月。制官人枉法受财及诸犯盗诈请仓库、隐藏官物者，罪无轻重，皆不得赦原。”《新志》显然认为这就是五十三条格中的两条，所以才把五十三条格的颁行时间定在武德二年。若据《唐会要》和《旧纪》五十三条格颁于武德元年十一月，武德二年这两条规定显然不应列于其中。但即便如此，五十三条格仍应是在约法十二条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又《新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杀”。《唐会要》卷四一《断屠钓》则载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两处所载这份诏书的内容，《新纪》与《册府》所载武德二年正月诏略同，《唐会要》则明显与之有异，但其“正月九日”断屠并无典据之可言，且此诏全文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释》所载武德二年正月《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诏》，《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亦载之，校之可知《唐会要》“九日”实是“九月”之误，且其前脱“五月”二字。 (14)《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二年正月乙卯，“初令文官遭父母丧者，听去职”。《新唐书》卷一《高祖纪》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这类规定显然都在新《律》、《令》规定之列，而其当时先以敕例、条制形式施用，这也是武德二年正月以前《律》、《令》修订实已开始之证。 (15)《史通·外篇》卷一二《古今正史》。本文开头所述武德立法时间诸处记载有所不同的现象，似亦因此而来。 (16)参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 (17)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均田制研究者对《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载开皇《田令》与《唐六典》卷二《户部》所载武德《田令》相关规定的异同比较，其所示变化大致有五：一是“丁中”年龄段从11-20岁改为16-20岁；二是“露田”改称“口分田”；三是“公廨田”从无到有；四是妇女、奴婢从受田到不受田；五是僧尼道冠从不受田到受田。而第三及第四、五项之变化其实仍发生于隋代，分别是开皇十四年(594)及炀帝时所改。由此可见，武德《令》并非皆取开皇《令》加以损益而成，而是兼取了开皇和大业《令》的相关内容，同时其损益幅度确实有限。参武建国《均田制研究》第七章《北朝隋唐均田制度的演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八《隋律考·序》述隋末“刑罚滥酷，本出于《律》、《令》之外”。其论甚确。 (19)此诏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二《刑法》收录的武德七年四月《颁新律令诏》。 (20)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律令四》“武德《律》”条即引此诏的这些言论，以之为武德制定《律》、《令》时“颇有所釐正，不全用开皇也”的证据。其实这些言论主要是针对隋时敕例、条制横行之况而发，而不是说的新《律》、《令》具体应该如何修订。 (21)如《唐大诏令集》卷一○八《政事·禁约上》收录武德三年(620)四月《关内诸州断屠杀诏》，其末云：“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庶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赡。详思厥衷，更为条式。”同书卷一○五《政事·崇儒》收录武德七年二月《置学官备释奠礼诏》，末云：“释菜之礼……比多简略，更宜详备，仲春释奠，朕将亲览。所司具为条式，以时宣下。”相应地，当时也还有不少称“格”的例子，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政事·举荐上》收录武德五年(622)三月《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其末有“赏罚之科，并依别格，所司颁下，详下援引，务在奖纳，称朕意焉”之文，意即命所司制行一份赏罚有关官员举人得当与否的“别格”，“别格”自然是单行条制。同书卷一一九《政事·讨伐上》收录武德六年(623)九月《讨辅公祏诏》，其末云：“勋赏之科，具如别格，宜明宣布，咸使闻知。” (22)《唐律疏议》往往规定有关事务须“依《律》、《令》、《格》、《式》”而行，违犯者则正刑定罪。如其卷一○《职制篇》“事应奏不奏条”疏议曰：“应奏而不奏者，谓依《律》、《令》及《式》，事应合奏而不奏；或《格》、《令》、《式》无合奏之文及事理不须闻奏者，是‘不应奏而奏’；并合杖八十。”同时《唐律疏议》又在卷二七《杂律篇》中专设了“违《令》、违《式》”条，用来处理那些《令》、《式》有所禁制而《律》无罪名的行为。 (23)孝文帝制行“僧制四十七条”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隋代这方面的情况，如《续高僧传》卷一四《义解篇八·江都慧日道场释慧觉传》：“隋朝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同书卷二四《习禅篇五·汾州光严寺释志超传》：“大业初岁，政网严明，拥结寺门，不许僧出……(武德初年)时遭严敕，度者极刑。” (24)《释法融传》载此事在武德七年。《资治通鉴》卷一九○《唐纪六·武德七年》三月戊戌，李孝恭克丹阳，公祏授首，“江南悉平”。房玄龄据“关东旧格”奏行州留一寺三十人之制，显然是平定此乱的后续措施。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二《通表上·左右仆射左右丞年表》、卷五《辑考一上·尚书左仆射》述武德六年至九年裴寂为左仆射，其后萧瑀两任此职，而房玄龄则在贞观三年(629)二月方由中书令迁左仆射。 (25)贞观初年以来这方面仍承武德而续有措施，如《续高僧传》卷三一《护法下·京师大总持寺释智实传》：“贞观元年，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同书卷二六《习禅篇六·扬州海陵正见寺释法响传》：“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泷川政次郎《〈令集解〉中所见的唐代法制史料》(《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有斐阁，1941年)认为，《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启福篇第八》收录的《度僧于天下诏》，即为太宗贞观十年(636)所下，此诏乃因沙门玄琬上年遗奏请定僧科，而命有司制订了一份规范和管理天下寺观僧道之事的完备条制。劲案：泷川先生钩沉出来的这份贞观十年条制，很可能是贞观十一年定《格》十八卷之前推出的最后一份规范寺观僧道之事的单行条制，永徽以后有关规定就被集中在《祠部格》和《祠部式》中来规范了。参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第六章《律令制下的唐代佛教》第四节《唐代〈道僧格〉及其复原之研究》一《唐代律令、式关于道、佛教的法律规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刑制下》原注亦载此为贞观二年七月事。 (27)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四《通表下·兵刑工尚侍表》、卷二○《辑考七下·刑侍》韩洄条。 (28)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と刑罚》一书《考证篇》第六章《汉唐间の法典にっぃての二三の考证》三《贞观留司格一卷の不存在——旧唐书刑法志の衍文、新唐书芸文志の批判》即认为《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著录的武德“又《式》十四卷”，有可能是其撰者认为武德承袭了隋代《律》、《令》、《格》、《式》并行之制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