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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戊戌前后之事迹 与当时很多士人一样，甲午战败的刺激对寿富来说，直接而且深刻。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多用“尝闵世变岌岌”、“尝愤国势不张”、“尝愤宗邦不振，强邻日逼”一类语句描摹其心态，而赵炳麟所谓“力研新政，广交豪儒杰士”，(21)应该是对他战后作为最精炼的表述。光绪二十一年，北京强学会创设，寿富未列名会籍，然于会务多所与闻，时与宝廷门人、号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过从甚密。(22)又与梁启超结识，谈变法自强事，最为投契，据后者回忆： 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1895年—引者注)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其后君复有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成以为狂，莫或应也。(23) 彼时寿富之思想宗旨，“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八旗子弟励学”，“大旨警顽傲，励以自强”。(24)光绪二十三年春，在《时务报》发表《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略谓： 仆家贫力微，学识浅陋，窃观天下纷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励，不惟负疚君父，将必启侮四方，消息甚微，所关极大。每愿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谋富强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尽其才，厚培本根，力开盘错。 又历数道光以降“无役不败，无败不失地”的危势，强调“八旗乃为贵族”，一切言行关乎王朝兴亡，故劝“思国家之相关，先谋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人人怀自强之心，毋自利以自害”、“毋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气运以自废”、“思君臣之义，毋卸责于君而自矜局外之智”，由此提出变法步骤——“愿我兄弟之为学者，先求其大而归诸有用”、“愿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25)在甲午后光绪帝图变法而“八旗子弟恐新法损其利禄，多诽之”背景下，寿富陈说时局，劝导八旗，言辞不避犀利，且出自天潢宗室之口，尤见力量，“识者比之贾长沙、陈同甫”。(26) 同年秋在京成立的知耻学会亦由寿富发起。按，十月中旬康有为自沪入京，其自编年谱称：“与文中允焕、夏编修虎臣及旗人数辈创经济学会，已为定章程，呈庆邸，请庆邸主之，且为庆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删‘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27)据此，知耻会由康所支持发起。实则该会筹设较早，九月初一日(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已刊有梁启超《知耻学会序》与寿富《知耻学会后序》二文。(28)也就是说，康抵京前，知耻会已经成立，康说实有“张扬之意”。(29)关于知耻学会内情，因史料阙如，难知其详。(30)然揆诸梁启超的记载，以为该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则参会者实寥寥，在当时似无太大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变法之年，寿富中进士，廷试二甲，旋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榜三百余人，匪不参候争欲一面风采”，(31)可见风头之劲。变法高潮阶段，寿富并没有令人侧目的政治表现，当时他更多以“学博识拔”受到瞩目，被视作兴学人材。就政治派系而言，他更接近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系。据《张文襄公家藏手札》，本年正月张之洞收一京中来信： 寿伯符孝廉、同乡王筱航仪部、蒋艺圃侍御、李子丹(名桂林)编修暨李玉坡、李慕皋诸君，拟立一八旗直隶西学堂。请汉教习二人、洋文教习二人，招学生三、四班。……惟款项无出，拟写公信，各处募捐，已有公函致小帆，托伊转恳叔父酌捐款项，并恳代募宦鄂诸同乡……此系同乡公举，又系实心办事，为开八旗风……(32) 此信作者为张之洞侄张彬，言新建八旗直隶西学堂劝捐事，并透露寿富为学堂发起者之一。张之洞复电“奉直开学堂甚好，我当筹助。必须约寿伯茀经理，若不邀寿君，我即不管”。稍后，听闻学堂请广东人为教习，再次要求寿富主持，并以个人助款、会馆公款、鄂省捐款三项相要挟，可见对寿富的信任。(33) 张之洞插手八旗学堂事务，最关切的，是害怕它成为康有为学说的讲习所。背后原因在于张、康两派政治上的对立。类似的紧张关系，也同样表现在京师大学堂筹办过程中。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上折，奏明拟保总办、提调、教习名单，寿富赫然在教习之列。光绪帝下旨“依议”。(34)时杨锐致张之洞密信谓：“孙燮臣冢宰管大学堂，康所拟管学诸人，全未用。奏派许竹筼为大教习，张菊生元济总办，黄仲弢等提调，寿伯福等分教习，均极惬当。”(35) 变法时期，光绪帝屡诏征求使才，浙江巡抚廖寿丰以寿富“才学堪大用”出奏保举。(36)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录保荐经济特科表，共17案235员，仓场侍郎李端棻荐16员单中亦有“满洲庶吉士寿富”。(37)六月初二日，光绪帝于廖寿丰保荐使才案内召见寿富。林纾记其事：“时大臣争列疏荐公，景皇帝召见养心殿，公奏对诚切，皇帝为公动容，寻充大学堂分教习，派赴日本考校章程。”(38)同年秋，经孙家鼐奏派，短期赴日考察学务，于“查取学校功课”多所用心。(39)其间并曾私访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王照，据王氏事后回忆：“戊戌十月，余居日本东京高桥氏之花园，伯茀以考察学务，寓中国使馆，曾往花园唁余。而日本保护国事犯之警士，坚拒不纳，且不受名片。去后，而以曾有使馆侦探来门告余。乃余归京见实甫，始知其为伯茀也。”(40) 政变后，寿富杜门京师，以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41)时人谓其归国后，游有所得，“益发著书，期见诸行事”。(42)但究其因，则无非“党禁事起”。如上述，寿富与康梁势力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作为趋新的宗室人物中之“特出”者，难免受到牵累。赵炳麟记旧党之反攻倒算及寿富之激奋云：“后新政蹶，刚毅欲排汉用满，太史慨然曰：‘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顽固党毁之弥力，佥曰：‘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43)孙雄对其遭遇也抱有同情：“戊戌政变后，徐荫轩指为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诛戮，而令其妻父联元严加约束。”(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