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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商置田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社会中，置买、耕种土地既是生存的基础，同样也是资本投资、积累财富的对象。下文将论及，“摊丁入亩”赋税制度的推行对土地购买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性作用，人“以田多为累”。尽管“摊丁入亩”后，有田者相对无田者所负担的赋役多，但是，土地仍然是家户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财富积累、投资的对象。 普通农户置买土地。郡县孝义里屈含佩、屈令和皆早逝，其妻闫氏、鲁氏家贫拮据，纺绩奉养老姑送终。“始无卓锥之地，诸孤成立，置田三十余亩。”(37)鄠县涝峪宁老七“傭身木厢，死于水，贫无立锥。”妻吴氏矢志抚孤，子稍长，既“教之营业，虽稍权子母置田宅，恒淡泊自誓，麦不逾十石，不食饼，惟啜粥度日。”后来，其家耕地增至九十余亩。(38)韩城县薛桂林，家素封，广置田亩。(39)华阴县苏君，“家世农桑，及翁之身，言笑不敬，克勤克俭，不与里巷征逐，其内子某氏专事纺织，襄助多力，二十年间而田产数倍于昔。”(40)乾隆、嘉庆年间，潼关县李书煜“修造房屋，经营田产”。(41) 关中各县商人也把购买土地作为投资渠道之一。研究者曾对明代盐商获利后的资金流向进行研究，具体可分为三种，首先是买土地，成为地主，进行地租剥削。另外两条途径分别是通过输粟助边或义捐等方式而买得官爵，发展成为缙绅地主；把大量资金带回关中，继续经营商业，更多的是放高利贷、开当铺。(42) 华阴县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尝，果获厚利，买肥田数顷。”(43) 明代泾阳县的王舆，“居淮扬十余年，已富有资”，嘉靖五年(1526)，自扬州回家后“尝于此郭买田数百亩，创作别业，列植花卉竹林，有水有亭，奉其父母居之。”“而家道甚殷，始无意于江湖之迹，其乐陶陶。”(44)由此可知，王舆置买田产数百亩，不完全用于农业生产，部分土地用于建设园林，生活享受，体现了商人投资的“求田问舍”倾向。 明代泾阳县西里人刘乃明，其父曾经商，后因其父倦于商业，便把商业嘱托给他，他“以盐□贾塞上、广陵间，不数岁赢得过当。”后来，刘乃明本人也“罢贾治田，其治田，占天时，衡土力，备人事，所入十佰他人，人取以为法焉。”(45)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陕西省泾阳县陈翰之先祖，“几世业农”，至其父陈交(字希云)时，“当陈氏中衰生窘”，希云翁开始经商，他善于经纪，来往于秦陇之间，货运大木，屡获厚利，家境颇为富裕。陈翰少时，其父陈交命之学儒，稍长，中辍。甫弱冠，他即从父商游，累四十年余，常年在外。在父亲言传身教下，陈翰“多心计，善筹画，虽未尝窥觊分毫，而家资遂渐大起矣。”由商发家后，陈翰“居常辟田园，广第宅，拓产日丰，顾毫无偃蹇意。……公世农，家虽商，犹雅爱耕锄。乃垦山田弥望，令无业者力其中而入租，间徒步一观之。会岁歉，诸播者缺种粟，公为散种粟若干石，迄西成，负戴来偿者填门，不问息，人咸多其义。”(46)由碑记可知，陈氏家族不属于官僚，是一个由农而商、家产拓展的商人家庭。碑刻记载里并没有陈翰家族田产的具体数字，碑文中也有一些虚饰成分，但陈氏家族在经营商业营利颇丰后，把部分商业资本用于购买田产则是无疑的，体现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流动。 时至清代，商人获利、购买田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鄠县斑竹园的张桔即提供了一个案例。清同治元年(1862)，陕西发生“回乱”，又称“花门之变”，张桔奉其母避居县城。当时，张桔年幼，但全家人靠他“服田力穑”赖以生活。“回乱”平定后，“庐舍荡然，家徒壁立，仅薄田十数亩，而负债山积，至不能偿。”有人建议他出卖土地以偿还外债，张桔应之曰：“诚如此，生机绝矣。卒不听，而坚苦卓越，饥寒之余，不能畜牛马，则以人力代服乘。”农耕之余，他能把握时机，贩运粟麦，辄能赢获奇利。商贩获利后，张桔更是严督诸子，“俾各尽力南亩，深耕易耨，仓庾恒有余。……十余年中，复频值丰穰，陇亩之隙，继以居积，家业日益盛，遂增购竹园及水旱地三十余亩，构屋十余楹。”(47)张桔家庭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农而商，又亦农亦商的结构性变化，在商业获利后，部分资本也相应地投入田产，不仅增购了经济收益较大的竹园，而且置买了三十余亩水旱地。 光绪辛丑岁(1901)，关中受灾，鄠县崔喜财家也未能免。崔喜财因灾受困，遂“只身走打箭炉，逐什一之利。”历经十年返回家乡，利用经商所赢之利，在鄠县牙道堡买田十余亩，然后娶妻成家。(48)鄠县县南之方氏，属于望族。始迁祖讳来者，于明清间卜居终南山阴之化羊西堡，历三百年所，子孙繁衍，多至数十户。有贡于乡者，有入于庠者，世不乏人；即耕者、商者，亦多置田宅。(49)鄠县刘华堂原来家业殷实，但是“太先生(刘华堂)好挥霍，不自经纪，数年间，家业萧条，几无以存。太君生五子一女，食指渐繁，遂亲操井臼，孝以奉亲，煮粥炊饼，售以度日。太先生亦自敛，而家复渐裕。……既而长子孝鸾能成立家务，更置田园，修宅舍，家益饶。”(50)土地、房产的变化，显示了刘华堂家业兴衰的轨迹，也说明土地、房产数量的多少是乡民衡量家业是否兴旺的标准。 康熙、乾隆年间，淳化县王廷昭扩大家业，增置田产，家业“自公而堂构培新；或南其亩，或东其亩，自公而田园益增。”(51) 泾阳县温纯之父经商四川，“纯为诸生时，家大父业罢贾，稍负郭田为农。”(52)泾阳县、三原县雒多祝“幼习举子业，弗遂，遂弃儒就商，往来荆、淮数十年，家道隆隆，复起于原邑，称巨族焉。”据碑文记载，雒多祝不仅守住家业，而且能够“扩前所未有”，说明他把部分商业收益用于购买土地、增置房产等。(53) 三原县邓彦怀在四川经商二十年，“累千金”，尽其所积累资金买田置屋。(54) 朝邑县赵渡镇的刘大受，自幼家贫，叔父刘瀚无子，立大受为子嗣。据载，刘瀚系“素封”，起初，刘瀚让刘大受到楚、豫等地学习商业经营，因“主进者见衣蓝缕，举止落拓，斥令归”。由此可显，刘瀚很可能也是经商起家而致富。后来，刘大受继承了刘瀚家业，其中在“安仁镇有田七八百亩”。(55)这说明，刘瀚、刘大受父子在经商的同时投资土地，身兼商人、地主双重身份。 朝邑县赵锐，“壮游江海，既雄蓄藏，晚事田亩，益崇节俭，以故若关之家，公特殷富矣。”(56)朝邑朱懒獠，曾为棉市牙侩，后自己经营，“不数年，买屋，买田，置畜产，器具甚设，顿成田舍富翁。”(57) 同样是朝邑县的张继远，张家本属农家，家甚贫，因此与同姓张氏结婚。⑥张继远生时既贫不能养家。继远死后，其妻张氏与子乞讨奉养姑婆。数年之后，儿子张兴顺长大，买山木，作什器，出售常得倍利，置买田产，数十年后，家中有田数顷。(58) 盩厔县(今为周至县)勒马村周吕俊，“翁少贫，鬻饼自给，夜转磨屑麦重罗之，面如玉尘，鸡鸣操饼杖声丁丁闻于邻舍。糦炭于炉，察其火候，饼味甘，人呼为‘周家饼’，争市之，数年有余赀，入山采木，获利倍蓰，乃鬻钱于钟南，市以廉贾称而缗□日富。”“家止一傭一鸁，耕作外运粮转磨不少休。”“求田问舍，岁有增益”。后因经营木材业而亏损，“索债者踵相接，君力不能偿，割田宅补之。”虽晚年“轻信人言，数十年铢积寸累而得者掷于无何有之乡”，“然较端翁食贫时则绰绰有裕矣。”(60) 有研究者指出，关中商人不愿投资购买土地，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商人，乾隆五十年(1785)，河南连年饥馑，有田地之家纷纷变卖糊口。有的甚至把即将成熟的麦地贱价出售，以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山西等处商人“闻风赴豫，举放利债”(61)，大肆收购田地。在灾荒最严重的河南郏县，两年后，土著“在籍置产者，尚不及十之一二，西商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62)上述记载，反映的是山西商人异地置产的行为，其实，陕西商人除了在当地置产者外，也有异地置产者，例如，鄠县的耕地有瘠有饶，其中丈八、禹泉、太平等处水泉之利兴，“稻田固腴田，第率为咸、泾诸大姓所有，于鄠何与，则鄠之贫可知。”(63)这说明，咸阳、泾阳县的大商人，可能没有在咸阳、泾阳县当地购买土地，却在鄠县水利灌溉条件优良的地区投资购买土地，这属于在客籍购买土地。 富平人王作桢兄弟四人，“贫无卓锥地，岁饥，恒数日一炊，因操计然策，客高陵，渐致小康。”王氏兄弟在高陵不仅经营商业，而且置买了田产，王氏家族形成高陵、富平分处两地的局面，但“高陵农贾所入，与富平共之”，说明王氏家族的生意、田产主要集中在客居地高陵而非原籍富平。(64) 明清时期，也有陕西商人在省外购置田产的事例。富平县李月峰，起初在富平县“宅一区，田二百亩”，后增至田八九百亩，此外，“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其中，“美田与芦场独多”。(65)明代陕西盐商在陕西、扬州“奴婢田宅南北居半数，往来省视以为常。”(66)反映了陕西商人不仅在家乡而且在扬州购置土地的史实。对一些商人在家乡“不置田土”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在我国经济史上恐怕只是个表象，或是个次要传统。对此，夏明方从生态环境视角进行了解释，在陕商、晋商、徽商发达地区，恰恰是农业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把人们推向远方经商致富，但受到土地丰度制衡机制的约束，商人不愿在家乡购买积累土地，却对异乡的土地孜孜以求。(67)下文还将要谈到，在关中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相对匮乏，当地居民虽然只占有泉水、河流附近的十亩土地，却能赖此养家，世世守之，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商人兼并土地的阻力。 上述记载说明，无论是商人还是普通农户，还是把购买土地视为生产收益、资本投资的重要对象，在土地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买卖、兼并的现象，土地分配趋于集中。例如，澄城县“乾隆三年地震，十二年秋稼不登，十三年大饥，夏秋全无，赖鄜、延一带丰稔。朝廷转输赈救，民或就食，或贩籴，米价每石至值银九两而未尝困顿，地价踊贵至七八倍，钱六百换银一两，道路清谧，民各安堵，盖抚军广西陈文恭公力也，然自是地多兼并，民之无田者始多矣。”(68) 盩厔县白家宫村刘安民妻赵氏，“家仅中人产，负外债数百缗，翁卒，索逋者急，议者令先偿子钱，孺人曰，母钱不能偿，偿子钱何益，且积累日深，子多于母，田宅非吾有矣，乃令孟魁割地若干亩，统计子母钱，悉偿之。教孟魁读书力田，崇尚勤素，历十余年家计稍纾。……家庆骈臻，负郭之田，足以供飪粥，治麻丝。”(69) 盩厔县殿紫村人钱上舍“有田癖，恒竭赀买之，不足则出息以贷，田凡三百余亩，而负债累累，皆有息。尝贷某贾人钱千八百缗有奇，计日需息钱千余，既捐馆，索逋者日以急。”钱上舍妻傅氏思忖，“君家所有者田耳，岁入田租日用外，不足偿息钱，息钱日增，母钱不减，不十年吾无卓锥之地矣。固使人谓贾人曰，先夫贷若钱，吾义不敢负，子幼若，不能应客，客若来，吾不应则忤，应则违礼，且持筹算缗，动需半日，未亡人之家不敢久稽客，请割田为质，计子母悉数以偿，不求让一钱，使先夫抱惭地下。贾人大喜，乃割田百九十六亩。与之约曰，以此为质，吾有力当赎还，否则易质为卖，别立契与若，贾人曰诺。余田百余亩，募佃户种之，以时取租，用输税，给家用，余少许即以赎田，三年后，余渐多，赎田亦渐多，历十余年百九十亩复归于钱氏，诸债亦尽偿，自是岁辄益田，家益饶。”(70) 由上可知，清代关中地区的一些业户，既可以通过从商人借贷资金购买土地，也可以把土地抵质、买卖，偿还所借贷的本息，还可能通过出租土地获取收益，地权的流动说明土地既是一种生产资源，也是一种流通资本。盩厔县的钱上舍“有田癖，恒竭赀买之，不足则出息以贷。”说明他是把购买土地当做积累财富的一种途径，甚至不惜向商人借贷投资土地，表现出强烈的土地积累欲望。另一方面，当家庭经济出现困难时，土地的出卖、抵质等又“不仅具有土地买卖本身的涵义，而且具有家庭财富转移、积累资金与消费资金的年度调节与平衡的意义。”(71)因此，不能把土地买卖简单理解为生产资料意义上的土地买卖，这两个案例也反映出土地占有者惜卖土地的心理，想尽办法不丧失地权，在丧失部分地权的情况下又失而复得的坚韧。 占地较广者，其土地收益未必转向商业领域。还是盩厔县钱上舍家，随着土地积累扩大，家资益饶，有经商者建议钱上舍妻傅氏投资商业，认为“授田取租，所获几何？若少出赀为吾贸易，利当倍蓰。”傅氏对此的回应是，“吾有田不能耕，况贾乎，今以赀予汝贸易，盈亏不可知矣，若亲至阆阓，是事钩稽，此男子事，非妇人所宜。吾计田取租，虽饥馑不得租，犹有田在，愿守吾先畴，不敢慕倍蓰之利。”(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