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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雇佣租佃并存 对于关中地区农业雇佣、租佃，学者多有研究，但多集中于二十世纪前半期，各类机构与个人的经济社会调查使得定量研究成为可能。(133)研究者的基本认识是，整体而言，关中农业以雇佣为主，租佃所占比重较小，但地区之间不平衡，一些陕商发达的县份，如泾阳、三原等县租佃发达。受资料所限，考察明清关中农业雇佣、租佃，缺少统计数据，因此，并不能说明孰轻孰重。从笔者所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至少是对雇佣、租佃的记载都有不少。清代至民国时期，关中不属于租佃关系发达地区，正因如此，关中租佃关系的历史记载更加应该得到重视，对之加以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关中经济社会的全面认识。 《柽华馆文集》曾记载朝邑县人刘金亭，“一身肩家政，躬服勤俭，为诸子侄倡，凡场圃傭人及阆阓司事者，悉受指挥。”“禾麦将熟时，巡野观稼，步行风日中，饭时必归，饭后复出。至晚年乃骑马往返，日以为常。人问其故，君曰，先人遗吾田土，吾不忍与之阔别，尝见富贵家连阡兼陌，委之傭人或授之佃户，主人行径其处，有不知为谁氏之田者，非所以爱土物也。”(133)通过时人所言可知，占地多的业户采取雇佣或是租佃的经营方式。 地方志、碑记等也显示，关中各县农业经营，雇佣者有之，租佃者有之，当然有关租佃的情况过去不为研究者所注意，这也是本文要强调的。 先看雇佣情况。 从受雇者来看，地方志中多有相关记载，研究者也多有探讨，略举数例。韩城县董士孝，“家酷贫，傭以养亲。”(135)郃阳人杨梦益，卖菜傭也。(136)咸阳县史秉银，家有薄田数亩，常为人傭工。(137)鄠县秦渡里王贤，家贫为人傭。(138)鄠县崔贞堂兄弟，“为人傭，日求升合”，后经营粮食买卖业致富。(139)盩厔县理黄里人李纶“为人力作，得值以养旨甘，恒过中人之家。”(140) 关于傭工的记载，《同州府志》有个一生为人傭工、贫困而死的极端案例： 刘道廷，朝邑龙门村人，少时略读书识字，性狷介，非其力不食，家故赤贫。父母没，生计益促，孑然一身，常住先祠中，为人傭田，终岁勤劳而丝毫不苟取，年六十后，不能任力役，罢傭，糊口无计，益励清操，或假人锱铢，必百计偿之，以故人多不吝与。抵岁暮，窘甚，不举火者累日，或以行乞，讽之曰：饿死命也，奈何延残喘以遗先人羞哉！腊月之前夕，举所剩什物，量其值，尽潜置党族门外，大者铛，小者箸，各贴纸条一，署其名曰：某欠项若干，此物作办若干，凡夙所未偿之家，无一遗者，明旦，人见而怪之，侦至墓间，则缢死树上矣。(141) 从雇主一方来看，也有一些记载。 郃阳人侯亦鲜，“一任家事，事无巨细，必尽心为之，与傭者工操作。”(142)一些占地较广的业户，在农忙时雇工的人数相当可观，多达数十人。“某岁夏，锄禾方急，公黎明出，傭数十人于市，率之田，未以人数告家人。届早餐，饁者不知人数，将奔问于田，太孺人曰，无庸，我家锄有数，试数之存锄若干，知携去锄若干，则人数得矣。如其言，饷之饭、盂、匕、箸之数，知如人数。”(143)这一记载，既形象刻画了家庭主妇的持家有方，藉此也充分反映了侯家占地较广、佣工数量达数十人的史实。 再来看租佃状况。 明代末年，泾阳县陈希因商致富，垦殖“山田弥望，令无业者力其中而入租”，遇到岁歉，诸佃户缺少粮种，陈希借给佃户粮种若干，为散种粟若干石，佃户收获后偿还借粮。(144) 清代，岐山县苗家里人苗启疆有稻田五十亩，出租经营。(145)盩厔县的纪乃绩，最初家贫，父母没后“家日饶，终身如有憾，岁免佃逋租若干，以资冥福。”(146)盩厔县钱上舍积田三百余亩，钱上舍死后，因还债而典地一百九十余亩，余田百余亩。妻傅氏则“募佃户种之，以时取租，用输税，给家用。”后来，通过地租收入，钱家不仅赎回了部分土地，清偿了债务，而且继续购买土地，耕地达三百亩以上，这些土地采取出租经营的方式。 碑记还显示，钱上舍妻傅氏对佃户甚为宽厚，无逼债追租事。“每岁麦秋过，佃户纳麦租者，必计其盈虚有余，然后取租，无余则反，予之曰：‘留供汝仓，得谷时可补偿也。’至收获时亦然。凡借籽种者，无不立与，或谓其负租未偿，今又借籽种，负日多，偿愈难。孺人曰：‘地不种，安得租，且人急而求我，我靳之不祥，偿不偿非所计也。’诸佃户感其德，有所得，先以输租，欠者绝少。”过滤掉上述文字中的美饰成分以及傅氏个人的德行、心计，就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租佃关系本身而言，其最后的结果是，佃户欠租现象绝少，地主收租稳定。从钱家的经济往来记载可知，钱家通过土地买卖、典赎，金钱、粮食的借贷，地租的收入等，形成以土地出租为基础、兼营钱粮借贷的地主经济运行模式。(147) 康熙庚子岁(1720)，郃阳县遭遇荒歉，康壂(岁贡生)之家未能幸免，“或令逐其仆，不应；又令夺其佃户水田，壂曰：‘此数家所待以举火者也，夺则斃矣。’”(148)清代，潼关宁廷槐，“稞租田产，经营弗懈。”(149)嘉庆年间，潼关县赵淑聪(国学生、乡饮宾)“乡村佃户，每遇荒年，有力不给者，悉免其租。”(150)“富平之田，佃者什三，租庸半籍于邻土。”(151)光绪时，富平县党玺珍有田数顷，招人佃种，收租任人自纳，多寡不计。(152)朝邑县赵渡镇刘大受，有田七八百亩，招佃租种，收租必以小量，遇到庄稼歉收，减租或不收租。(153)朝邑县张文尉(生员)曾“焚数百金逋劵，免积欠佃租。”(154)三原县“田多之家，皆招佃户租种，除收租外，仍令佃户纳粮，并质有押租钱文。”(155)这条记载明确显示，三原县田多之家，采取的是“押租制”，所谓押租，就是佃农交给地主一定的押金，防止佃户抗租、欠租，保障地主的利益。 从佃户一方来看，也多有记载。华阴县李世耐，“父殁后，继母与耐析居，贫无锥土，佃田而耕，恒挑买豆腐为生。”(156)潼关县毕士奇“年十三为人傭工，主人赐肉，食必请归奉母，后佃人田，以身代牛耕，绳破脊，不令母知。”(157)潼关县王文炳之“渭南佃户高某，欲卖子养母，并偿租课，文炳恻然免其租，又赠麦石余。”(158)郃阳县陈某妻李氏，“佃坡田十余亩”耕种。(159)鄠县西炉丹村杨秉林妻，年二十一夫死，遗孤占魁八岁，上有七旬霜姑，仅租薄田五亩，昼耕夜绩。(160)鄠县安善里赵寀，“家素贫，世以佃田力农为生。”(161)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关中各县既有雇工经营地主，也有租佃地主。在清代，关中租佃关系发达与否暂且不论，仅从现有资料来看，不少县份都有租佃关系的记载。此外，占地数百亩以上的业户，主要还是采取租佃经营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