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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余论 应当说，对清代关中经济社会的过往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虽然有些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研究者能够围绕一个学术问题，相互讨论，推陈出新，提出了新的理解，增添新的认知，使得关中成为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焦点，这正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对历史本真的追求。清代关中历史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相关史料无论从数量、品质、类型等方面来看都有很大局限性，研究者从主观立场出发选择和运用史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认识取决于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关中模式”强调“超经济强制”因素，尤其是“权势”的影响。笔者以为，“权势”是中国历史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有权力就有“权势”，“以权致富”、“按权分配”仅仅反映了关中经济社会的一个面向，并非关中经济社会的全貌。 如果考虑“权势”和财富(包括土地等)的关系，可分为“富贵”、“富豪”两类，前者为权贵，后者为势要。“富贵”、“富豪”之外，还有无官无爵、号称“素封”的“富民”。“富在生意与田产”，对于无权势的平民而言，经商、置产是追求和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一些普通平民，或是通过经商致富、购产增田，或是致力农业、积累田产。由上文所述也可知，清代关中的地权分配还是不均的，对此，受资料所限，还缺少一村、一县乃至整个关中地权分配的精确统计和定量分析，但是，如果把文中相关土地占有的资料汇集在一起，似可作为清代关中地权分配的参考。史料显示，清代关中各县，有的人一生赤贫，身无寸土，或为人傭工，或佃人之田；有的人薄田数亩、十数亩，兼以傭工；有的人占地数十亩，家称小康；有的人则是占地百亩以上，甚至七八百亩、八九百亩的土地的大地主，清代关中地权分配体现出无地、少地、十数亩、数十亩、百亩、数百亩这样的级差性，并非都是占地十数亩、数十亩的自耕农。这应该是清代关中土地分配、经营、买卖的大致轮廓。 科举未废之前，科举考试是向上流动的阶梯。(189)这条道路本身就是狭窄的，在“求贵”之路不通的情况下，经商置产、求田问舍、追求富裕，可能是关中经济社会乃至传统中国平民的生存状态。就文中所举史料而言，无论是小农、大土地所有者还是商人，都努力购买土地，积累财富，但这是以土地能够安全稳定地获取收益为前提条件的，土地收益一方面和土地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又受到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影响，即自然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宏观背景的影响。如果土地很难获取收益，土地经营由谋生而兼谋利则演变为谋生，从而导致“以田为累”、“以田多为累”的态度及其利益选择。 关中地处内陆，大陆性气候特征鲜明。农业生产靠天吃饭，而清代陕西水利的真实运行状况还值得深入研究，但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清代关中水利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好，名实不符。水利的优劣与土地收益直接相联，水利失修很可能也影响到人们对土地投资的态度。 明清以来，由于关中地处西北要冲，明代因临近边镇而近水楼台先得月，边商兴起，受边镇粮食需求影响，不少陕商以粮起家，一段时期内，土地是投资的重要对象。清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加强，边路贸易大兴。受此影响，关中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商业发达，农业、土地的地位相对降低，一些商人把资本转向土地之外的领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部分商人不仅在家乡置买土地，而且在外地购买土地。 关中灾害、战乱频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在回民起义的打击下，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富户还是贫家均难以避免，既改变了土地分配的格局，也影响了对待土地的态度。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这一赋税制度改革，根据“田多丁多，田少丁少”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土地的投资的态度，人们“以田为累”，从而抑制了土地投资的兴趣。随着近代以来各项杂派的日益增多，“富者求贫，贫者求徙”，土地反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经营者的负担。 简而言之，土地的占有、买卖、经营是与土地收益密切相关的，清代关中的土地虽然受到生态、政治、地域社会等各因素的影响，但仍有一些恢复期、间歇期或者说平稳期，人们尚能通过投资、经营土地取得收益，因此，仍然出现了一些占地八九百亩、出身平民的大地主，其经营方式则多采取租佃形式，当然这并不说明租佃关系的普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