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级过程中的是非波澜与学者群态 针对大学教授工资等级的划分,高教部先后出台了若干文件,最终分作六个等级,最高为特级,最低为六级。所谓“特级”教授,系指“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突出的成就和贡献,达到或接近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能够指导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或“在科学水平上,曾经达到或接近过世界水平,在培养科学技术与教学干部工作上或对我国经济建设有卓越贡献的,在全国教育界负有极高威望的老教师”。所谓“一级”教授,系指“科学水平较高,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显著的成就和贡献,能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担任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导师”,或“辛勤地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教学工作经验,在培养科学技术和教学干部的工作中有显著的成绩,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声望的老教授”。⑩不过,在最终实际执行过程中,只分作四个级别。 从当时出台的评定标准来看,并无十分具体的量化细则,主要依据教师的德才、资历与声望。具体办法是由高教部、文化部、教育部等中央业务主管部门同地方党委、各省高校三者合作拟定工资等级名单。如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陈同燮教授,作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在民国时期即被南开、厦大、北大等多家名牌大学聘为教授,享誉学界,齐思和、傅衣凌、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邓广铭、孙思白、张政烺等史学名家皆曾从其受学,然因“述而不作”,成果不多,结果在此次教授分级过程中遇到不小阻力,部分人认为其达不到三级水平甚至对他多有非议,最后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力排众议,坚称:“陈先生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他当时是讲西洋史的教授,如果陈先生不定为三级教授,那么我杨某人断断不能评为三级教授。”(11)最终,陈老被定为三级。可见,学界威望、地位和年资,在当时的教授分级过程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甚至主要的比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级教授的评定方面,从教育部到学校层面,均十分严格而谨慎,惟有各个学科之才、学、识、德俱佳,资历、声望俱显的泰斗级学者,方有资格入围。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的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12) 正因如此,许多亲历者,尤其是跻身一级教授之列的国学大师、史学名家们,面对扑面而来的巨大声誉,感慨良多,均认为来之不易,而将其视作人生事业上的最高荣誉。毕竟,它代表了“学术地位最高的标尺”。(13)周谷城先生在其自传中颇有感触地说道:“历史系一级教授,这点了不起了,真不容易到手,我不晓得怎么搞到一个一级教授的,现在到处吃香。”(14)季羡林先生亦对突如其来的学界至高褒奖倍感意外,认为主要得益于前辈学者之护佑提携:“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诨名是应该的。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汤用彤字)先生。俗话说:‘福不双至’。可是1956年,我竟然‘福真双至’。‘一级’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名利双收’。至于是否还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地提携是分不开的。说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于机遇,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15) 不过,由于考核标准相对模糊,且存在较大的人事因素,因此,在实际分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甚至一些知名教授因为所定级别偏低而心生不满。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在意职称级别之高低,主要不是计较于薪水多少,更加看重的是其所代表的学术的公论,是一种追求学术尊严的自然流露。与同类学校相比,复旦大学在教授级别划分,特别是一级教授的资格认定方面,尤其严格,虽校内名师如云,然一级教授仅有陈望道、周谷城、郭绍虞、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卢鹤绂七人,以致不少人心生怨言。外文系的孙大雨教授便因被定为二级而颇为恼火。对于此事,有研究者评论指出:“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鐘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蠡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岂深是四级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才定为三级。而中文系也只有郭绍虞是一级教授(陈望道做校长,已不在中文系);刘大杰、吴文祺两个二级教授;朱东润、赵景深则为三级教授。这次评级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孙大雨只不过是敢于出头放炮的人而已。孙大雨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是为了薪水问题,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自己的水平被别人轻视,地位下降不再受重视所致,显现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傲气。”(16)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在得知被评为三级后,不无自嘲地说:“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1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授定级问题的复杂性。 与此同样复杂的是,另有部分学者因种种原因婉拒或坚辞学校之推荐,自愿申请降低级别。如哈尔滨工程学院教授、著名数学家卢庆骏先生即以乃师苏步青身居一级教授为由,申请降为二级,以示对恩师之尊重。一代名师、时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的吴宓先生,更是对学校拟其为一级教授的决定惶恐不安,坚称能忝居三级已属荣幸之至,不敢有过高奢求。其在日记中写道:“原薪七级176.8元,今拟增为新三级225元,实嫌太多,愧不敢当。……宓近者科学研究毫无成绩,以视史系拟为新四级180元之琴、良两君,实瞠乎其后,何敢薪级凌驾其上?故今定宓薪级,以新四级180元为宜。”(18)后学校又决意提升其为二级教授,吴氏亦坚辞不就,坚称“列新三级已极满意,祈万勿提宓至新二级,反致同人不融洽,宓亦不安心”。(19)并几次三番托友人向相关领导代陈己意。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风格和气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