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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围“三甲"的史学教授 从历史学科的分级情况来看，入围“三甲”级别者，就一二三级教授而言，其级别、地位均远高于科举时代的进士三甲，可谓荟萃了当时国内史坛的名家和精英。兹将部分学者之籍贯分布、所属院校、专业领域和代表性论著情况，列表如下：     此表主要以高教部于1956年9月下发的全国高校一、二、三级教授工资名单为蓝本，并辅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部分院校校史、档案材料增补绘制而成。(20)由于官方初拟草案并未囊括所有高等学校，如历史学科师资力量雄厚、且拥有一级教授(吕思勉先生)的华东师范大学即未出现在名单中。而名单中所列各高校教授分级情况又不够详尽，主要以一、二级教授为主，三级教授少有涉及，如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只统计了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三位历史学教授，而事实上，当时该校闻名学界的知名教授即有八人(下文详论)。再者，最终评定结果较之官方初拟草案有较大变化，如周谷城、朱谦之二人初被定为二级，后均升为一级；童书业初被定为二级，后降为三级，等等。对此，笔者通过搜集相关档案、校史材料作了一定的补充和更正。但因条件所限，部分学校档案未及一一查阅，不少著名历史学家之定级情况有待作进一步梳理，如北京大学之邓之诚(江苏江宁人)、商鸿逵(河北清苑人)，武汉大学之吴于廑(安徽休宁人)，南京大学之缪凤林(浙江富阳人)、王绳祖(江苏高邮人)，北京师范大学之陆懋德(山东历城人)，中山大学之刘节(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之胡厚宣(河北望都人)、王造时(江西安福人)，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之史念海(山西平陆人)，江苏师范学院之柴德赓(浙江诸暨人)，中央民族学院之翁独健(福建福清人)，兰州大学之张孟伦(江西万年人)，西北大学之陈直(江苏镇江人)、马长寿(山西昔阳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之金景芳(辽宁义县人)，河南师范学院之嵇文甫(河南汲县人)，开封师范学院之赵纪彬(河南内黄人)等，据其学术资历与学术地位推测，应处于二、三级教授之列。不过，通过此表，我们基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当时历史学界的主体阵容。 总的来说，从学者所处学校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素有悠久文史传统且迄今在全国历史学科发展中仍处引领者地位的高校；从学者籍贯分布来看，以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学术风气笃实的江浙、齐鲁、徽州、中州地区居多。从学者专业领域来看，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历史文献学、目录学、辨伪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众多研究方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尤其是跻身一级教授行列者，大多文史兼善，学通今古，涉猎广博，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学者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古代史家学求“会通”、贵为“通儒”的学术传统与文化旨趣，至此影响犹在。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杜国庠、刘大年、夏鼐、黄文弼、谢国桢、罗尔纲、谢国桢、尹达、李亚农、金毓黻、容肇祖、胡绳、吴晗等史学大家，或在中科院任职、从研，系属研究员职称系列；或为国家重要党政官员，故不在此次大学教授分级之列。不过，他们“位高权重”，大都被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从学术地位与影响力上看，与一级教授相仿。事实上，向达、陈垣、陈寅恪、冯友兰、季羡林等一级教授同时亦为学部委员。 从分级之后学者们的工作去向来看，绝大多数人于原单位终老，仅有少数人因故短暂离任或调任其他单位，如朱谦之于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于1960年调离北大，后历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于195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赵俪生于1957年调至兰州大学任教；冯家升于1958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韩儒林于1965年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一年；纳忠于1958年调至外交部直属之外交学院，参与筹建阿拉伯语系并任系主任，1962年，外交学院合并至北京外国语学院，仍任阿拉伯语系主任。 其中，张政烺调离北大一事，曾在学界引起不小的波澜，据亲历者回忆：“那是50年代末，‘教育革命’高潮声中，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文史楼，矛头直指苑峰(张政烺字)师，主要罪名‘不学马列’。此后，在没有任何文件、通告，也没有向历史系师生说明的情况下，苑峰师就不明不白地在北大悄然消失了。”(21)有关其离职原因，另一说为当时主持“教育革命”的个别系领导，以授课效果不佳为由，趁系主任翦伯赞赴法讲学之际，将其“逐出”北大。(22)据说，翦老回国闻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你们知道张政烺是甚么样专家?竟然把他调走!我从哪里去请这样的专家?”(23) 从评比结果来看，此次入围“三甲”级别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国内历史学发展的水平，其中不少人在民国时期即是全国知名教授，如陈垣、向达、周谷城、吕思勉、陈序经、郑天挺、周予同、雷海宗、谭其骧、李剑农、吴其昌、陈祖源、唐长孺、王仲荦、陈同燮、朱谦之、陈守实、束世徵、徐中舒、齐思和、王静如、方国瑜、尚钺、蔡尚思、赵光贤、陈恭禄、蒙文通、张维华、冯汉骥等，作为“近代中国史学领域最杰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堪称“精英中的精英”。(24)此次入围“三甲”教授之列，亦属实至名归、理所当然之事。而周谷城、徐中舒、于省吾、白寿彝、吴泽、杨向奎、王仲荦、邓广铭、周一良、郑天挺、韩儒林、唐长孺、吴廷璆、谭其骧、侯仁之等人，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80年代首批博士生导师。至于他们的门人弟子，在接续其学术传统与精神的同时，亦不断张大其学术旗帜，逐渐成为当今活跃史坛的中流砥柱。 以山东大学为例，当时历史系可谓人才济济，其师资力量堪为全校之执牛耳者，陈同燮、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等八大教授齐聚一堂，并驾齐驱，有“八马同槽”之誉，成为一段广为后人传诵的士林传奇，而山东大学史学发展之长久格局，也正是这一时期得以奠定和成型的。值得注意的是，八大教授均跻身三甲教授行列，其中，杨向奎先生作为山大历史系之创办者和擘划者，被评为二级，其余七人均为三级。从学术阵容上看，如此规模的二、三级教授群体，在当时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基本反映出了山东史学界的实际情况与整体水平。不过，与不少京属院校和大城市院校相比，其定级过于严苛，整体级别偏低，在1956年9月教育部初步拟定的工资级别名单中，童书业原为二级，张维华为二至三级，后均因故降为三级，这种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也多少反映出当时评级过程中的政策导向性和较为复杂的人事因素。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乃至有着深厚而久远学术传统和文化积淀的齐鲁大地，竟无一位一级历史学教授，对于个中缘由，有学者认为，这与其时堪为山东史坛旗帜性人物的杨向奎先生庇护同侪的品格有关，他不愿自己在级别上太高，而与陈同燮这样的师长辈形成“级差”。(25)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学界对待此次职称级别评定的较为一致的淡然心态。 然而，这些引领学界潮流的史学名家们，尤其是不少学界泰斗，如翦伯赞、向达、陈寅恪、陈序经、刘文典等，在随后的“反右”斗争和“文革”中被打压、批斗乃至迫害致死，其前后地位的反差，至今仍给人以极大的触动；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学术发展、学者命运与社会变迁、体制沿革、政策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至今仍值得深思。对此，有学者在文章中不无感触地总结道：“在中国，要在国立及省立大学谋得一个教职，是不容易的事情。若有幸能在大学领一教席，则又须经历长期学术的积累、教学的历练，以及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纠葛的折磨，逐渐评定为讲师、副教授。等到时光的流逝淘洗出白发、脸上写满岁月沧桑的时候，若得以晋升为正教授，已经是值得额手称庆了。然而当今教授又分为四等，一等一等地往上升，更是艰难异常。如果能当上一级教授，那就好似登上象牙之塔的塔顶，在学界中众人仰慕、而举国闻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高教部曾经评定一批‘一级教授’，这也是几十年来唯一确定的一批‘一级教授’。这些人都是大陆知识界、教育界的耆宿，要学术有学术，要资历有资历，要声望有声望。他们德高望重，多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崭露头角，可谓名至而实归了。这些人多是较为纯粹的学者，在上世纪错综纷纭的政治斗争中相对处在边缘的位置。1949年以后，他们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检验，有惊无险，得以顺利过关。在1955年被评定为一级教授时，他们一度感受到信任、荣耀与喜悦。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中便有人尝到苦难的滋味，分别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相继中箭落马。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文革’的动乱中悲惨地死去，只有极少数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其思想倾向、学术背景、治学门径各不相同，而能分别获得‘一级教授’的最高职称，说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地位卓越，名声显赫。然而在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又从‘学术泰斗’的地位迅速坠落，被打倒而分别扣上‘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间谍’等等的罪名，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屈辱与苦难。世态炎凉，荣辱相续，学术的变化与人生的遭际中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值得后人三思。”(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