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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与回音 1956年教授分级制的实施，尤其是一级教授的评定，无论从学术传统上还是教育体制上，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从学术传统上讲，陈垣、冯友兰、季羡林、周谷城、吕思勉等史学名家之所以能够跻身象征当时学界最高标尺的“一级教授”之列，固然离不开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学术造诣，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其学术精神、人格魅力和气节风范，从而为后世学者树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良史”典范。 拿以校勘学盛名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为例，作为云南大学，也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向为时人所公认。首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问世后，学界为之震动，时人誉之为“国宝”。胡适称其“最精严有法”，“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27)所继撰《庄子补正》一书，更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誉：“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28)胡、陈二人的评价中，均不约而同地提到刘氏治学“勤而慎”的特点，与当时不少急功近利的“放浪”学人，实有霄壤之别。其身上所体现的持之以恒之毅力，扎实谨严之态度，无征不信之方法，作为中国学术传统之精髓，不仅可“匡当世之学风”，还可为后世立学法，尤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教育意义。 而对于个人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想，刘氏在致友人信中亦多有坦露。《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其就书稿校对事致信胡适曰：“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29)以“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为一生治学格言。北平沦陷后，其辗转南迁，在致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30)以乾嘉朴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之精神自律，以“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励志砥行，可谓当时学术大家们的一致心声，这也是最能激励和振奋后世学人之处。对此，李学勤先生评论指出：“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学术史，看到许多前辈学者，在动荡艰辛的乱世之中，做出众人景仰的成就。不少人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兼顾文理，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和毅力。从刘文典先生这里可以明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忧国忧民，有着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的决心。”(31) 在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方面，刘文典先生堪为表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欲请其出山担任伪职，面对日军高官及其附逆者之引诱、威吓，不为所动，坚称“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且自始至终不说一句日语媚敌(刘氏学贯中西，本精通日语，然在此种情况下，却以“发夷声为耻”)。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友人胡适劝其移居美国，并为其全家办妥入境签证，联系好具体居所，刘氏婉言谢绝，理由是：“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32)1958年，离世前夕，嘱将毕生所藏、从未刊印的桐城文派始祖方望溪之全部手稿，孙星衍、郝懿行等清代学者信札，马守真、顾横波画作，以及各种珍本、善本古籍，名贵瓷器、碑帖等，全部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古代史家一直以才、学、识、德兼备作为衡量“良史”的标准和砥砺自身的目标，从以刘文典为代表的历史学“一级教授”身上，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重要学术传统的传承与赓续，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的学术性与公平性。 从教育体制上讲，1956年教授分级制的实施，也奠定了此后高校职称等级划分的方向和基调。“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家领导人吸取十年动乱的教训，重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和提高其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与之相适应，中断多年的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亦重新提上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在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员(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这样的职称。”(33)这可以说是50年代中期国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延续。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教授群体数量日渐庞大、彼此之间学术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旨在提高教授尤其是年轻教授的上进心和进取心，有其必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开展教授等级评定工作，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其实施的难度及面临的问题要更为复杂一些。不过，过细的“等级划分”，能否真正地提高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全面提升大学教授的整体水平，恢复社会对其学术信任与学术期望?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而如何尽量减少各种非学术化因素的影响，避免层出不穷的考核、评级造成学者心理和社会压力过大而戕害其职业理念和学术自尊，依然是各阶层人士讨论的热点话题。 (责任编辑：admin) |